第節坦誠進諫
據1987年《環球》雜誌第五期“編者按”稱：“今天是前蘇聯著名生物學家、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尼古拉·瓦維洛夫誕辰一百周年（1887—194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在全世界為這位對世界生物學做出過卓越貢獻、而本人的命運卻充滿悲劇色彩的偉大學者廣泛展開紀念活動。”若要追問以上問題，那還得從1929年前蘇聯國內開始的速度、矛盾和抗爭說起。
1929年，前蘇聯國內出現了令人頭暈目眩的高速度建設。似乎世界上的事情，資本主義世界花了上百年才獲得的成果，在前蘇聯國土上，隻要一聲自上而下的命令，就可以獲得。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會議決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按照社會主義方式改造農業。會議要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開墾1500萬公頃的土地！
那時，作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首任院長的瓦維洛夫，對這項改革農村落後麵貌的計劃感到興奮，但也為之非常擔憂。由於計劃過於龐大，前蘇聯的科學還不具備相應的水平與能力。因此，他向黨的最高領導說出了自己的憂慮。
然而，遺憾的是，學者語重心長的意見，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更糟的是，第二年農業人民委員部，卻反而認為上述計劃中的指標已經大大落後，於是又進一步提出開墾1·31億公頃耕地的計劃。
正當瓦維洛夫困惑不解時，又自上而下地傳來命令：要求農科院的學者們，在數月內興建50個研究所和180個地區試驗站；要求他們以最快的速度，為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提供最優良的種子、最先進的耕作技術和經營農業的方法等。
這使瓦維洛夫再也忍不下去了。他認為“高速度培養”學者，是對科學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庸俗歪曲，急於求成是辦不到的。於是，他的觀點，被指責為“極限論”。
盡管如此，作為一個生物學家，瓦維洛夫一刻也沒有鬆懈過自己的工作，從而使他的生物遺傳學研究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並形成了世界知名的列寧格勒學派。
那麼，瓦維洛夫究竟有哪些研究成果呢？
瓦維洛夫為了尋求他所感興趣的栽培作物，曾經走遍了50多個國家。他先後到過南美、中美、加拿大、美國、西歐、日本和中國的西部地區。
1924—1929年的5年期間，他行程數千千米，收集了大量的種子標本和栽培作物的果實，從而創辦了當時國內最大的科研所——作物栽培研究所，並參與籌備和創辦了農業科學院。與此同時，他還在國內外發表了500多篇文章。他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前蘇聯《真理報》和《消息報》上，他的名聲傳奇式地在世界各地傳播。
尤其是1926年，瓦維洛夫被選入最高政府機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並得到了列寧獎金。接著，國際上的科學組織和其他國家，也紛紛授予瓦維洛夫多種桂冠。
第2節無辜的罪犯
然而，誰也料不到，瓦維洛夫卻由於學術爭論，導致了自己身陷牢獄之災，而且還是被自己一手培養起來的學生——李森科（1898—1976年）落井下石的。
本來，李森科基本上沒有讀過生物學名著，並且還特別蔑視對生物遺傳學的研究。可是，他所作的作物春化試驗還是引起了瓦維洛夫的關注。1934年，作為老師的瓦維洛夫，熱情地向科學院生物學部介紹了李森科的春化試驗，並推薦李森科擔任科學院通訊院士和委派他擔任敖德薩研究所所長。
但不幸的是，老師對學生的扶持，卻成了老師本人厄運的開始。李森科利用春化試驗作為政治資本，並利用各種場合，為自己樹碑立傳——聲稱自己是“米丘林達爾文主義”的繼承者。從此，“米丘林達爾文主義”就成了前蘇聯生物學的正宗派，而現代生物遺傳學，則是資產階級的“胡說八道”。
當然，長期從事生物遺傳研究的學者們卻並不沉默，他們尖銳地批評了李森科。尤其瓦維洛夫，對於生物遺傳學，他鮮明地表達著自己的客觀立場。
他說：“我們認為摩爾根和孟德爾的遺傳規律，是我們理解遺傳性的基礎。其他有同樣價值的理論，我們尚未發現，所以沒有理由拋棄現代生物遺傳學。”
就這樣，在前蘇聯生物學界終於形成了兩大學派：以李森科為首的進步生物學派和以瓦維洛夫為首的生物遺傳學派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盡管50年後的科學發展，完全證實了瓦維洛夫一派的基本觀點是有科學依據的，而李森科一派意見卻基本上沒有經受住時間的考驗。但在當年，這場鬥爭的結果卻是可悲的錯誤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