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的曆史一幕中，佩雷斯也是幕後一個極其重要的“導演”，事實上，挪威叢林談判、奧斯陸協議最後達成中的細節性工作都是由他一件件地完成的。
拉賓與佩雷斯這對夥伴兼對手被稱為了以色列政壇的“黃金拍檔”。二人在奧斯陸協議達成前後的默契配合使人們幾乎忘記了他們曾是相持許久的“對手”。
還在拉賓二次出任總參作戰部長時，兩人的明爭暗鬥就已經開始了。1963年那次，茨維·佐爾大出拉賓意料地被本——古裏安任命為總參謀長。拉賓在巴黎碰見了也想成為總參謀長的佩雷斯，佩雷斯知道拉賓盡管沒當成總參謀長，但卻受到了本——古裏安的接見，於是便兜圈子想從拉賓嘴裏套出點什麼消息，拉賓故弄玄虛一番後給佩雷斯的回答是“本——古裏安答應讓我當下一任總參謀長。”這個回答讓佩雷斯的臉色立時變得煞白。
佩雷斯從此便與這位勢均力敵的“對手”展開了“你爭我奪”。1974年這場“爭奪”發展到白熱化狀態了，梅厄政府的倒台為他們問鼎總理寶座提供了契機。在工黨最後推舉總理候選人前夕，佩雷斯還找出了在民眾中較有威信的埃澤爾·魏茲曼。在魏茲曼渲染之下，1967年5月23日時的拉賓被描繪成了一個在緊要關頭信心不足的膽小鬼，可惜的是人們心中拉賓一直的“戰爭英雄”的形象使魏茲曼、佩雷斯又徒勞了，最後還是拉賓登上了總理寶座。
佩雷斯作為拉賓內閣那時的國防部長也曾為拉賓出了不少難題。拉賓內閣的秘密常常被佩雷斯泄露給新聞界，拉賓對此的不滿又導致了新聞界對拉賓的仇視。拉賓1976年訪美時，佩雷斯曾將一張“漫天要價”的武器求購單交給美國人，這引起了美國人的勃然大怒，他居然要美國向以色列提供價值10億美元，僅有美蘇才擁有的最先進監聽設備。拉賓在福特總統麵前十分尷尬，他後來對佩雷斯的嚴厲斥責又被大作文章，佩雷斯倒成了記者們筆下“為了民族利益而忍辱負重的人”。
1976年的“大力士”營救計劃中，佩雷斯身為國防部長，但並未提出更多的可行性建議，反而給拉賓屢出責難。在營救成功之時，他還借外交官發言人納夫塔裏·拉維之口，與拉賓的表現來了個互換，佩雷斯“成了”內閣中始終堅持武力營救的第一人。
然而這一切在拉賓第二次出任總理後似乎都發生了變化，兩位“對手”都十分投入於和平進程的推動。拉賓甚至讓佩雷斯全權處理對巴解和談的事務。
1994年2月9日和5月4日，佩雷斯又在拉賓允諾下與巴方代表分別簽署了關於以色列從加沙地帶撤軍後安排的《開羅協議》及其作為正本的《關於加沙地帶——傑裏科先行自治的執行協議》。這些協議無疑已使奧斯陸協議正一步步地推向具體落實。曆史上兩個對立的民族正在達成前所未有的和解，阿拉法特也開始返回到加沙地帶建立自治權力機構，拉賓與佩雷斯，還有阿拉法特一道為中東和平進程帶來了突破性的進展。
拉賓在關於敘以關係的問題上一直由他本人親自處理，因為他本人兼任國防部長，他獨特的身份與經曆使他在對敘利亞的談判中慎之又慎。作為軍人，他對戈蘭高地的價值看得很重；作為奪取高地的指揮官，他又曾親眼目睹將士們用熱血生命拚殺奪地；作為一名政治家，拉賓又不能不考慮公眾對放棄高地的承受能力，當然還有給本黨帶來的利弊。
佩雷斯對拉賓不讓他過多介入敘以談判頗有微辭，他的許多有意加快敘以和談的主張都被拉賓拒絕了，當然拉賓的“以土地換和平”是有限度的，他知道對方是不好對付的，是穩掌權仗26度春秋的阿薩德。在中東，1979年埃及同以色列單獨簽訂和約，海灣戰爭後，伊拉克慘敗，利比亞受到製裁，敘利亞成了阿拉伯國家中唯一可以和以色列抗衡的“最後堡壘”。1991年敘利亞同黎巴嫩締結了《敘黎兄弟合作協調關係條約》，控製了黎巴嫩，這使敘利亞在對以和談中的份量又加大了不少。
正當敘以談判一籌莫展，無從下手之時，約旦國王侯賽因來了個“見縫插針”。因為侯賽因發現，拉賓在1993年9月12日以後，一直忙於與巴勒斯坦和敘利亞談判，他十分擔心約以和談長期擱置會再生變故，況且他認為在敘以談判未出現進展之時若與以色列和談獲得突破將不啻為一良計，更不用說會促進約旦經濟、外資投入的進展了。
1994年6月，侯賽因借訪美之機，通過克林頓向以色列表示了願意和談的願望。18——19日，拉賓即責成佩雷斯選派代表赴死海附近的約以邊界進行了46年來的首次“曆史性會談”，雙方廣泛地交換了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