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是糾彈袁世凱及慶王奕劻父子，連上八疏不止。禦史劉汝驥則用鼇拜、明珠、年羹堯、隆科多這“四凶”以喻慶、袁，最後明確警告兩宮：“萬一我皇太後、皇上信任過專，始因其小忠小信而姑許之，繼乃把持朝局，紊亂朝綱，盈廷諾諾，唯總理大臣一人之意旨是向，且群以伊、周頌之，天下事尚可問乎……臣謂率天下士夫，內背朝廷，因甲於內亂者必由此也。”
第二步，挑唆內監，向慈禧太後請願。
傳聞在討論官製時，袁世凱曾倡議裁去太監，瞿、鐵遂蠱惑太監從中作梗。“一日，太後出，太監百餘人環跪哭求，謂外間均欲逐去奴才等，乞老佛爺念奴輩服侍已久，開恩賜留。太後驚詫，謂我未聽見有此話，他們必須逐去爾等，是太與我過不去，此亦阻力之一大原因也。”
第三步，親自出馬，在慈禧太後麵前詆毀袁世凱及新官製。
鐵良性情暴烈，自宣布立憲以來即與袁世凱公開為敵，不特於根本問題上大唱反調，即枝葉事亦各持異議。他甚至向慈禧太後密奏袁世凱遇事跋扈，廣布羽黨，各省要差，皆其私人，存心叵測，若不早為限製，滿人勢力必不能保全等語，提醒慈禧太後加以提防。瞿鴻禨則機詐權謀，表麵上對新官製草案不加可否，背地裏卻向慈禧太後密陳，說什麼責任內閣成立，一切大事均由國務會議決定。皇太後將大權旁落，以此來激怒權勢欲極強的慈禧太後。
第四步，將袁世凱的有力幫手滿人官僚端方調出北京，分化袁黨勢力。
端方自歐考察歸國，誌高氣盛，有取代瞿鴻禨外務部尚書之心，值“憲法議起，與項城同在都城，會定官製，互相標榜”。鐵良巧設機關，讓慈禧下旨令端方出京為兩江總督，以孤袁黨之勢。
瞿、鐵的明槍暗箭，使奕劻、袁世凱受到了很大的打擊，最根本的是慈禧太後從此對袁世凱起了疑心，並且否決了袁世凱成立責任內閣的方案。
權臣無忌，為非作歹的事例曆朝比比皆是。袁世凱是治世的能臣，這樣的人，太後既用又防。權力是慈禧太後的命根子，責任內閣製意在分割君權，袁世凱挑頭搞這個，太後當然不會喜歡。於是就要敲打敲打他，讓他知道進退。
陶湘說：
聞七月中有日，臥雪召見時，慈聖雲：“近來，參汝等之折有如許之多，皆未發出。”照例應碰頭，而臥雪以為係改官製之參折，即對稱：“此等閑話，皆不可聽。”慈聖色為之變。後來領袖進去，慈諭：“某臣如此，將何為？”適其時臥雪欲督辦東三省、豫、東、直等省訓練事，慈更生疑，漸用防範之策。臥雪當日聞信，惶恐無措，竭力設法周旋，不能了無痕跡矣。又一回，太後問袁：“官製何以久未定稿？”袁謂：“意見紛歧，不易一致。”太後曰：“那怕什麼？你有的是兵，不會殺他們嗎？”袁聽後汗流浹背，逡巡而退。退下來馬上具奏：修改新官製事需慎重從事，不能草率；臣因公務積壓，即日回津清理。得旨報可，其事遂歸於停頓。
官製改革本來是為了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的運作技能，並為立憲打下基礎。但袁世凱的意圖過早暴露卻使得改革從此超出了新政的範圍，而與權力問題糾纏在一起。盡管在革命黨的威脅下清廷開始了改革，但此時最現實、最直接的威脅卻是來自袁世凱。為了消除心腹之患，慈禧太後寧可拋棄原來的改革目的。實際上，越到後來，權力越取代“仿行憲政”，而成為兩宮裁定官製的出發點。在權力這個問題的幹擾下，改革已不能順利進行下去。組織責任內閣是“弊極求治”的一個方案，但既然責任內閣方案已成為袁世凱力圖攬權的工具，那麼對權力敏感的慈禧太後就會一改“疑難之事多取決於袁”的傳統，斷然否定責任內閣，而代之以另外的方案。這樣，立憲改製之舉，也就隻能“始而恢張，繼無消息，終成敷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