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鎮壓起義，清政府以驚人的速度做了一次徒然的努力。由陸軍大臣蔭昌親自率領的第一軍迅速南下，軍諮使馮國璋率第二軍為策應，海軍統製薩鎮冰督率巡洋、長江兩艦隊急調武漢，企圖“定亂”於俄頃之際。但是，革命如燎原之勢迅速蔓延到其他省份，清軍大有顧此失彼、力不從心之感；尤為嚴峻的是，清廷苦心孤詣編練的新軍一鎮接著一鎮地倒向革命。在已編練成軍的14個鎮、18個混成協和另有未成協的4個標中，竟有7個鎮、10個混成協和3個標相繼反正和解散、敗散，而手中僅存的北洋六鎮又不能真正控製住。正如蔭昌所說：“我一個人馬也沒有，讓我到湖北去督師，我倒是用拳去打呀，還是用腳踢呀？”堂堂的陸軍大臣竟然抱怨一個人馬也沒有，豈非咄咄怪事哉？原來，北洋六鎮的將領們多是袁世凱的心腹，袁世凱雖然去職，但其影響仍在，別人指揮不動。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攝政王載灃被迫重新起用待價而沽的軍界鐵腕袁世凱，希望能借他的聲望撲滅這股熊熊燃燒的革命之火。
當時，清王朝大勢已去，但形勢發展方向仍很難預料。麵對南北對峙的局麵，由誰來出頭收拾呢？是將革命向前推進，迅速結束清王朝已經腐爛到根的統治？還是盡快地將南方的革命烈火撲滅，恢複原來的政治氣象？清政府、南方革命政權中的重要人物都多少做了一點嚐試，但都很難成功。環顧海內，此時似乎隻有袁世凱才是收拾時局的最佳人選。
辛亥革命為袁世凱重新翻盤提供了機會。沒有辛亥革命，在皇權體製下，袁世凱很可能會終老於林泉。但如果沒有袁世凱對清政府的背叛與奪取政權的野心，辛亥革命的前途似乎也很難料定。
此時的袁世凱重兵在握，他一手培植和始終暗中控製的北洋軍隊是無人可以匹敵的，因為它本身就是清政府的依靠力量，而南方政權軍隊又大多是臨時組織而未加訓練的新兵，戰鬥力相對不強。可以這樣說，當時隻有袁世凱具有“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力量，他也因此成為南北雙方爭相利用的搶手貨。南方許其以臨時大總統職位促其早日“反正”，結束清王朝的專製統治；清廷則不得不屢次為其加官晉爵，以致使自己的命運完全捏在了袁的手中，為其徹底出賣自己創造了最為充分的條件。這個千載難逢，或者說是古今中外曆史上絕無僅有的“機遇”出現在袁世凱的麵前，何去何從任由選擇。
袁世凱的打算
擁兵自重，並不等於處理任何事情時都能遊刃有餘。能使自己成為南北方爭相拉攏的人物也不是從一開始就確定的。為此，袁世凱為了達到目的，還是很費了一番苦心的。
清王朝把命運托付給袁世凱，希望依靠這位北洋新軍的頭麵人物，能像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那樣，把起義鎮壓下去，但這種打算未免過於天真。如果說在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去世之前，袁世凱還能聽命於清廷的話，現在，能將袁世凱與清廷聯係起來的因素已經基本上不複存在了。隻不過袁世凱作為清朝的一個老臣，麵對清朝統治者的“孤兒寡母”，不好撕破臉皮自己起來推翻清王朝罷了。更重要的是，此時的曆史條件已經為袁世凱取清廷而代之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當時的袁世凱雖在河南一個小小的鄉村養病，但幾年的宦海生涯和他的老練精幹，使他對當時的政局洞若觀火。
武昌起義的次日，適逢袁世凱的生日，他的黨羽趙秉鈞、張錫鑾、倪嗣衝、段芝貴、袁乃寬、王錫彤、楊度等鹹集洹上村，為袁祝壽。正當壽宴觥籌交錯之際，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舉座皆驚。袁世凱意識到“此亂非洪楊可比”，決心應時而出，待機行事。但問題極為複雜，不定係數很大。袁世凱心中有底，並不等於要立即表態。當時，倪嗣衝、段芝貴勸袁乘機而起，稱王稱帝，黃袍加身。其親信幕僚張一麟也說乘此“天下大亂，民無所歸”之際，登基稱王。袁克定也讚同此舉。袁世凱畢竟成熟老練，眼光要遠大一些，從他以前主動與孫中山、黃興聯係，反清之意，早已流露，但問題太大，他反複思忖，認為此招風險太大，時機尚不成熟。他認為：（1）袁氏世受清室恩遇，從孤兒寡婦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為後世所詬病；（2）清廷舊臣尚多，如張人駿（兩江總督）、趙爾巽（東三省總督）、李經羲（雲貴總督）、升允（陝西撫巡）均具有相當勢力；（3）北洋舊部握有軍權者，如薑桂題、馮國璋等，尚未灌輸此種思想；（4）北洋軍力未達到長江以南，即使稱帝，亦是半壁江山，南方尚須用兵；（5）南方民氣發達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據徐世昌後來回憶說，由於上述五方麵的考慮，袁世凱沒有急於稱帝，而傾向“表麵維持清室”，等待形勢發展，再行計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