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煙花爆竹的曆史地位
現在，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都生產煙花鞭炮，但翔實的史料充分證明煙花鞭炮發源於中國，比西方要早一千多年，這已經沒有什麼爭論的了。春秋末期，越國的政治家，據說還是商人鼻祖的陶朱公範蠡在他的《陶朱公書》中有過關於“爆竹”的描述，這恐怕是煙花正式有文字的首次記載吧：“除夜燒盆爆竹與照田蛋看火色，同是夜取安靜為吉。”範蠡是一位曆史名人，他書中所述應該真實可信。後人從陶朱公聊聊幾筆的敘述中看到了一個鮮活的情景，雖然距我們的時代已經遙遠了，但濃濃的生活氣息依然撲麵而來。這麼一幅恬淡的居家過日子的速寫，似乎現在還隨處可見。
繼範蠡之後，曆朝曆代，無論正史還是野史，關於煙花鞭炮的記載就沒有間斷過。試看一部煙花鞭炮發展史，從人類無意間偶然發現並第一次使用爆竹以來，直到隋末唐初火藥的出現，幾乎處於停頓狀態。這似乎說明了一個道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離不開所處的環境外部條件方方麵麵的支持。隋唐以來，煙花藝術的繁榮與發展同樣證明了這一點。曆史是一麵鏡子，它映照著煙花藝術從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閃爍著人類智慧的煙花絢麗著世界各個角落的天空。我們且打開曆史看看這些記載吧——
唐代，爆竹又稱爆仗、爆竿，當時的詩人薛逢《早春》一詩中有這樣的句子：“新曆才將半紙開，小庭猶聚爆竿灰。”南北朝時期成書的《荊楚歲時記》有這樣的文字記載：“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謂之端月，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魅惡鬼。”這裏應該指出的是，此爆竹還是燃燒竹筒，使之爆炸，是範蠡書中講的那種“真爆竹”，原因很簡單，那時候紙雖然已經有了，但製造鞭炮的重要材料——火藥還沒有發明。宋代，隨著黑火藥的廣泛運用，才有了今天的爆竹。《宛署雜記》如是說：“有聲響，稱響炮；高起者，稱起火。”即是將許多小爆竹用藥線串連在一起，形狀像鞭子。至清代，以火藥為內核的鞭炮就已隨處可見了。《廣東新語》載，康熙年間，每逢舊曆三月初六，廣東佛山鎮約有幾十萬人參加真武廟會。人們“多以大爆以享神，其紙炮大者徑三四尺，高八尺……聲如叢雷，震驚遠近……載以香車，亦使彩童推挽，藥引長六七丈，人離三百步外放之”。由此可見，當時在廣東，鞭炮的生產已經粗具規模，於民生有了一定的影響。那時候該地還有一種所謂“椰炮”，其製作法就是在直徑0.66米的陶罐裏密封火藥，外裹以籮筐，以防破損。此等“爆竹”，其威力之大，是不難想象的。廣東東莞為爆竹的傳統產區，爆竹品種也很多，最大的稱茶炮，還有江炮，用藥線連接起來，這就是名符其實的“鞭炮”了，當地謂之“串炮”。
中國爆竹主產區在湖南的瀏陽、醴陵及江西的萍鄉、萬載、宜春和廣西的北海等地。遍查史料，我們發現，在所有上述煙花鞭炮的產區中，又以瀏陽最為突出。該地生產製作煙花鞭炮的曆史悠久，在瀏陽，鞭炮又被稱之為“編炮”，顧名思義，即用“繩子”連接起來的爆竹，至於“繩子”就是藥線。早在北宋末年，瀏陽編（鞭）炮就已經很有名。1935年出版的《中國實業誌》載：“湘省有爆竹之製造，始於唐代，發達於宋末及清乾隆年間，湘東之瀏陽為爆竹發源及中心地。”至於瀏陽是否煙花爆竹的“發源地”姑不論，但在當時煙花爆竹作為一種產業在瀏陽已經十分突出則是不爭的事實。清雍正年間，瀏陽煙花鞭炮已經成為了朝廷的貢品，每年由皇帝親自主持的盛大節日慶典，都要燃放來自瀏陽的“架子焰火”。乾隆年間（1736—1795），鞭炮煙花由瀏陽擴展到全省各地，形成了規模較大的三個集中產區：一是以瀘溪浦市為中心的湘西沅水兩岸各縣產區；二是以郴州、衡陽為主的湘南諸縣產區；三是以瀏陽、醴陵為首的湘東產區。這三個集中產區又以湘東最為有名，稱雄於三湘四水乃至全國。到了鹹豐、同治年間，瀏陽鞭炮莊在省內廣設於重要口岸，其他如廣東、山東、山西諸省紛紛來湘販運。當時雖然國民生產力低下，但由於生產鞭炮煙花的方法比較簡單，無論老少都可以做，幾乎家家戶戶都可以從業。鞭炮煙花作為一種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尋常百姓無不歡迎的消費品，必然會形成極有潛力的市場，經營和從業人員也能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在鞭炮煙花產區，生產鞭炮煙花成了民生的重要內容，百姓的謀生手段，也成就了一批應運而生的商人。瀏陽產區就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十家九爆”，當時還不到五萬人口的城關鎮，就有製作煙花鞭炮的作坊300家，從業者逾2500人之眾。製作鞭炮，雖然屬密集型勞動，但並不要花多大的力氣，手工操作，男女老少均可參加，一學就會。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個家庭人人上陣的火爆場麵。清嘉慶初年，僅瀏陽一縣就年產鞭炮達14萬箱之多。至同治十一年（1872），鞭炮煙花在瀏陽已成了對當地經濟起舉足輕重作用的行業，年產量高達25萬箱。至光緒元年（1875），瀏陽鞭炮煙花出口已成氣候，湧現了大批經營鞭炮煙花的商人。如“保生東”號經營的汕頭莊，“豐綏永”號經營的漢口莊，他們分別將大量的鞭炮煙花集裝成箱然後用船運往港澳，再轉口送南洋一帶，或從漢口轉運上海出口漂洋過海，遠銷歐美地區。外銷渠道打開後，一些駐中國的洋行見有利可圖，紛紛涉足鞭炮煙花的運輸。“陪德厚”爆莊就是率先通過廣州洋行出口，在做強做大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以後，旋即自設“鼎元和”爆莊於香港，省去以往要通過洋行這一道中間環節，直銷南洋，僅此一家年外銷量就多達一萬箱。因為鞭炮煙花的銷售，使瀏陽這樣一個小小的縣域，聞名遐爾，“瀏陽鞭炮”的商標成為了馳名四海的著名品牌，至使其他地方的不法商販，將自己的鞭炮煙花貼上“瀏陽鞭炮”的標簽，大概該地的商標侵權始於那時候吧！光緒三十年（1904），由於在長沙開阜，正在熱銷中的瀏陽鞭炮煙花出口又大量增加，當年就外運1.09萬擔，價值白銀7.65萬兩；到1911年，外運增至4.8萬擔，價值關銀92.2萬兩。生產營銷鞭炮煙花，是雙贏的舉措，朝廷增加了稅收，老百姓增加了收入。鞭炮煙花在國計民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時的瀏陽鞭炮煙花在行業內處於領軍地位。除瀏陽之外，與之毗鄰的醴陵，所生產的鞭炮煙花同樣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醴陵地處湘東山區，盛產白硝、硫磺、杉木炭、爆料紙等物，這些東西都是製作鞭炮煙花的原料，這就為鞭炮煙花的生產提供了物質條件。但由於醴陵在元末清初先後遭遇兩次大的戰亂，這對當地包括鞭炮煙花的生產帶來了巨大的衝擊，該行業瀕臨絕境。直至清康熙年間，才開始恢複。鹹豐年間（1851—1861），醴陵的煙花鞭炮行業才得以快速發展。其中富裏、白兔潭、潼塘、仙石、麻石等地區尤為突出，這些地方與相鄰的瀏陽金剛、大瑤和萍鄉上栗等地形成跨越兩省三縣的連片集中產區。醴陵的煙花爆竹產量直線上升，年產量由一萬擔迅猛升到六萬擔，每擔值白銀6～8兩。醴陵與瀏陽毗鄰，相互之間往來密切，這為鞭炮煙花的發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民國初年，是醴陵鞭炮煙花生產勢頭正旺的時期，全縣從業者多達六萬餘人，他們還在縣城創辦了鞭炮技術培訓班，向全縣各地從業者進行技術培訓。他們還編寫了《鞭炮指南》一書，內容分切紙、扯筒、洗筒、褙筒、腰筒、製筒、摻煤、上盤、鑽眼、插引、軋頸、結鞭12項，從業人員通過培訓有了紮實的技術，對該地區鞭炮煙花生產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覆巢之下無完卵。一個國家的民族工業的健康發展，需要政府提供一個好的環境。20世紀30年代，內憂外患，戰亂頻仍，人民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經濟發展遭受了嚴重破壞，瀏陽、醴陵兩地的鞭炮煙花生產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中國實業誌（湖南省）》記錄了這一段觸目驚心的史實：“迨民國十九年（1930），匪患頻仍，爆竹製造數量，一落千丈，城內作坊相繼停閉者達三分之一，工友失業者比比皆是。”據當時的鞭炮同業工會調查，“現時城內存在作坊，計200餘家，資本44900元，工人568名。”這和最鼎盛的時期相比，廠、坊數減少了將近1/3，工人減少了78.5%，作坊資本明顯減少。在參加鞭炮同業工會的39家廠、坊中，資本在2000元以上的僅有兩家，資本在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也隻剩三家了。而且這些廠、坊年產量都很小，已經完全是一片凋零衰敗模樣。醴陵的情況與瀏陽相差無幾，醴陵的鞭炮煙花業最盛的時候，從事生產製造煙花鞭炮者達六萬人以上，年產各類煙花鞭炮10萬箱。但是，自民國十九年（1930年）以後，由於社會動蕩，加上廣東外銷銳減，因此日漸衰落。當時城區作坊，隻有11家，其資本總額共計才3200元，雇用工人數隻有15人，年產量為252箱，年產值不過4032元。這和鼎盛時期相比，實在是相距甚遠。那個年代，除瀏陽與醴陵之外，以瀘溪浦市為中心的湘西集中產區，煙花鞭炮業的凋零衰敗也十分明顯。對此《中國實業誌》也有記載：“湘西湘南爆竹，在大清末葉，出品曾一度旺盛”，但是，“自民國十六年（1927）後，湘省邊境，屢被匪擾，民不聊生，爆竹營業……湘西各縣，更見衰落。”到1935年前後，據各縣業中人報告，瀘溪全縣操業者約400餘家，工人1300餘人，平均每家才30人，可見其規模也小得可憐。鳳凰200家，工人780人，餘下的沅陵、芷江、晃縣、會同、靖縣、乾城五縣則更少，每縣才數十家。由於規模小，幾乎都是獨資。沅陵城內的張錦昌、李洪興、宋裕福三家，各有資本3000餘元，算是規模較大的了，其餘每家，有的僅二三百元。可見，湘西集中產區煙花鞭炮的生產狀況已經滑落到何等地步了！在那樣的社會狀況下，湘南的情況也不容樂觀。1935年前後，以衡陽為主的湘南集中產區，煙花鞭炮業之凋零衰敗，同樣不可避免。據當時的調查統計，衡陽的鞭炮煙花作坊也僅存26家，郴縣則更少，隻有17家。各作坊的資本少之又少，衡陽共4010元，郴縣共1410元，兩地總共才5400元。兩縣全年總產值僅16836元，在43家作坊中，其中產值上千元的作坊隻有十家，有的作坊全年僅二三百元。動蕩的社會給蓬勃發展的煙花鞭炮業以滅頂之災。
鑒往知來，曆史的經驗應該總結，也值得反思，社會安定，政治清明，人民才能安居樂業，也隻有在這樣的形勢下，經濟才能快速發展。中國的煙花鞭炮行業由小到大，從弱到強的曆史就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的鞭炮煙花從個別人、少數家庭出於自娛自樂突發奇想，偶爾製作了爆竹甚至還是“真爆竹”，及至造出了以火藥為內核材料的炮仗，而後陶炮、鞭炮相繼產生，終於形成了不可小覷的行業，並有了一支日漸壯大的產業大軍，經曆了漫長的過程。鞭炮煙花行業的終成氣候，自然離不開勞動者的勤勞勇敢和聰明才智的充分發揮，但同樣也需要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鞭炮煙花行業的不斷強大興盛，勞動者自己富裕了，同是又向國家繳納了豐厚的稅銀。反之，便什麼也沒有了。
二、煙花鞭炮行業的東山再起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鞭炮煙花行業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據有關資料介紹，全國解放後至1995年，我國的煙花鞭炮行業的恢複、重新崛起到壯大，經曆了“緩慢發展、蓬勃發展和穩定發展”三個階段。尤其是1978—1995年，更是取得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十大成就：煙花爆竹生產每年以5%～10%的速度增長，年產值已經達到30多億元，其中出口為1.5億美元，為國家繳納了一筆可觀的稅收，為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並為社會解決了30多萬人的就業問題，因之而使更多的家庭不再有無米之炊的情況出現；同時也為民族工業的複興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煙花爆竹行業的蓬勃發展，於國於民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鞭炮煙花生產，為這個行業的健康有序發展製定了一係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統一製定、貫徹、執行了行業的“產品質量、計數抽樣、安全操作、設計規範”等四項國家標準，從而改變了過去鞭炮煙花無序生產的曆史，開辟了鞭炮煙花行業標準化、規範化、安全化的新紀元。強化了安全生產管理，實行了“六大管理和七項製度”，開展了持久的安全生產綜合治理活動，使安全事故逐年下降。
由於政策到位，措施得力，方法行之有效，中國的鞭炮煙花行業發展迅速，逐漸成為了社會主義經濟大合唱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在某些地區還要唱主角。素有花炮之鄉美譽的瀏陽，地理上並沒有區位優勢，交通不便，為“老、少、邊、窮”地區，就因為有鞭炮煙花這個強項，經濟建設快速發展，由過去的交通不暢到現在已經形成了高速公路網；18年前財政收入過億元，被認為是一件大事，往省府報喜，得到了嘉獎。曾幾何時，2006年財政收入已達15億元，躋身全國百強縣（市）的行列，以一座新興的山水城市形象吸引了四方遊客的目光。有人這樣評價瀏陽，說瀏陽經濟實際上就是花炮經濟。這話不假，因為瀏陽財政收入的60%來自花炮的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