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午前，鄰近的一個機關裏差人來通知我，午後二時，可以去見毛主席。毛澤東先生——延安人人叫他毛主席——是非常的忙，聽說每夜隻睡三四小時，成年擔負著重要而過度的工作。可是毛先生，什麼小事都不忽略，誰如果有什麼要申說，可以直接寫信或請求見他，都可能的。總之，人人都可以去見他，聽說毛先生也歡喜同外來的人談話。
午後一時半——延安是沒有標準鍾的。這時已二時，也許還不過一時，那個機關派一個通信員，對我說可以領我去。下得山，又走了好些彎彎曲曲的路，到了毛先生的寓所。門口的衛兵經通信員說了幾句話後，就很客氣地讓我進去，通信員也就走了。
進大門，是一個很清潔的院子，院子的一邊有兩三間屋子，有一間門開著，屋子裏有人在打乒乓。我走近門口，一個瘦個子的青年問我做什麼，我回答了他，他好像早已知道了這個訪問：“哦！”他說：“請進裏麵去！”一個衛兵把我領上石階，讓我進正中的屋子，那瘦個子青年也隨我走進屋子。我把名片拿出來交他，他拿著名片向右邊的一間進去了。不一歇他出來，示意我可以進去。我走進門，瞥見毛先生正立起來，握了一下手，他向他的寫字台邊座位坐下，同時，伸起手來做了一個請我坐的姿勢，我在寫字台對麵賓位的椅上坐下了。
很禮貌，很客氣，也很溫和文雅，而很質樸，隻有闊大的額角與銳利的眼光，透露出智慧。偶然看見，覺得毛先生的個性是很沉靜寡言的，但聽人家講，毛先生歡喜說笑話，做譬喻，每次對抗大或別的學校學生做報告時，總有些笑話與譬喻夾在中間，恰恰與那些新聞記者所寫的相反。我覺得毛先生並不瘦，麵孔胖胖的，頭發是整飾了的，一套青布單軍裝，上衣的鈕扣沒有扣上，很隨便的樣子。我為他銳利而仁慈的眼光所感動，懂得為什麼延安街上，延安的每一個角落擁擠著這麼多懷著熱烈情緒的青年。在我，毫無成見，也從沒有黨派觀念，隻是一個中國人，簡單的一個中國人，對於毛先生，我的心不能不肅然起敬，為了他的賢明而正確的領導，使我國得保存這一部分的實力，而在如今全麵抗戰中，像祖國別的忠勇隊伍一般，給敵人以不斷的打擊。
屋子裏很簡潔，大約這屋子就是毛先生的辦公室。正中的牆上，掛著一幅全國明細地圖，靠窗是一隻白木寫字台，還算新式，大約木料不好，台子的麵已經凹了下去。台麵上鋪著一張暗色花紋的漆布，已經開始破了。台上堆著些書籍、文件與文具。靠壁有一隻行軍床，還有幾隻有靠背沒有靠手的椅子，該是總工會的木材合作社送的吧，——毛先生與我所坐的就是這樣的椅子。這屋子，在外麵看，是一座瓦屋，走進裏麵，實在是一連幾個的半窯洞，非常陰涼。
因為幾個問題已向李富春先生用書麵提出了，我就沒有預備什麼要問的，又知道毛先生時間的寶貴，更不願耽擱他，把談話拖長。那天我隻是問：“如果西安一旦不幸失守，延安與西南的交通阻隔了，受到封鎖，糧食發生問題，怎麼辦呢？”
毛先生微笑著回答我：“有辦法，靠老百姓……我們還可以打遊擊。”他的話聲是沉重而遲緩有力的，那樣地有把握。
我問起八路軍一年來在前方作戰的成績等，毛先生說可以介紹我去見李秘書長，那邊能設法找給我所要知道的種種。他就提起筆來寫在我的名片上，介紹我去見李六如先生。“就是在離這裏不遠，有個衛兵站著的那個屋子裏。”他補充說。
立起來告辭時，又握了一下手，毛先生拖著遲緩的腳步，送到正中一間的門外石階上。高高的個子，與其說是遲緩的，毋寧說是持重的腳步，使我聯想起當年北平的李大釗先生，有一次，是在西單附近的街上偶然碰見的。那些大仁大智的人，他們的外表舉動總是好像很持重的。
從毛先生寓所出來，在幾步路之外，找著了李六如先生的住處，把片子交給門口的衛兵，就讓我走進院子。它是半窯洞，剛上石階，走進正中一間，李先生已從右邊一間出來了：“嗬！嗬！陳學昭女士……”一邊說，一邊歡躍著。李先生年紀該有六十外了，瘦瘦的個子，那麼樣的年紀，也渡過千山萬水，吃盡人間的苦頭。因了他的歡躍與活潑，使怕生人的我也感覺到自然起來，於是，興奮地談著話：什麼地方人，來了多少時候……
這位可愛的老年人，有一點歐洲老年人的風味。在延安，沒有人壓迫人，也沒有人欺侮人，所以，一個人的個性得以自由發展。有時候，在街上遇到一些剛認識的人，他們會快樂得對我跳起來，好像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也有些人，整天哭喪著臉，其實也並沒有什麼特別憂愁的事，不過性格如此。這些人，都使我歡喜，對於我，引用法朗士（Anatole France）這句話是最好的：“不虛偽矯作的男子，很少使我討厭的。”
談了些話，說到正題，李先生說他這裏沒有什麼及時的東西可給我。這間客室裏有一個白木的書櫃，我立起來看了一下，的確隻有些《塞上行》、《西北散記》……等書，另一端，掛著幾份《大公報》、《新華日報》、《掃蕩報》……
“譚主任那裏或者會有你所要知道的東西，我來打個電話，”李先生走近窗前的電話機，打電話給譚主任，譚主任出去了。他想了一想，走進裏麵去，一歇，拿了寫好的一封信給我。謝了李先生，我就告辭出來。
在山上過日子，好似特別來得快。其實在清涼的夏早，通常我在五時半光景就起身了，但是總做不出什麼事情，我已經養成了一個極壞的習慣，必得把房間整理好，我才有心緒拿起書來看，或做別的事情。還記得初在巴黎學鋼琴的一年：一個朋友，一早起來，蓬頭散發，也不洗臉，就練鋼琴；但是我，決不能，一定得把那些使我不安心的灰塵拂去，才能練琴。那時有些朋友同我開玩笑，說我該同一個不知整潔的男子結婚。可是這樣的男子，我決不會愛的。在這裏，有些行軍過來的熟人說我這種古怪的脾氣經過行軍或者就會減掉一些，或許是可能的。我承認這種生活古怪的小節目，卻也足影響到一個人的幸福，我相信有些人的獨身就為了這些小節目難以解決。在延安，過的不是歐洲大學生生活，早起你可以出去散一下步，讓侍者把你的房間收拾好。而卻是北平的大學生生活，如果你自己不照管，你的房間可以弄得像一個豬窩。揩揩桌子，抹抹凳子，而且黃沙滿天飛，桌上凳上時時刻刻揩，也總不幹淨；洗洗衣服，手巾，甚至於被單，也得自己洗。給老百姓洗，三角錢一條，還要給肥皂，但是洗了拿回來，依然等於不洗，肥皂也根本沒有用，反而把虱也帶來了。每個人都要消費一部分精神與時間在勞動裏，這類勞動是最好而最實際的運動，原是很好的；可是我相信，對於有一些人，有專門工作的，終究還是一個損失。人終究是一種不平常的動物，求生的本能是那麼大，很小時候，我沒有洗過一塊手巾，後來，環境的逼迫，我隻好洗手巾同襯衣；在延安，我居然會洗被單。可是我的身體，比任何一年來得好——自從我回憶得起——腸病也還沒有發，也沒有因為這樣不好，那樣不好而鬧肚子痛。“人是賤的”，這句通俗的罵人話，我卻認為有幾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