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九時，拿了婦聯的介紹信，去接洽參觀抗大，往各處探聽如何辦理參觀的手續，終於找到了一點頭緒，說是須先往校部去。好不容易地尋著了校部，是在城裏，延安師範舊址。我把介紹信給門口的收發與傳達，他們拿起介紹信端詳了一歇後，把信收了起來。
“同誌，我是來參觀的。請你把信代我馬上送進去！”我說。
他們抬起頭來望了我一下，把信交回我，用手一指，“往那邊去！”
“是不是把信交給門口站崗的？”
他們沒有回答我，隻揮手叫我去。
我走進大門口，把信交給站崗的，他叫：“送傳達！”一麵攔住我。於是我把信交到原來的地方。這樣地循環了兩次，又回到傳達的窗洞口。
“這是怎麼的？”我終於有點不大高興地問。
“怎麼的？你怎麼的？”一個年輕的男子，他反問我，好似準備吵架。
有兩個衣襟上掛三角徽章的男同誌來窗洞口送信，我隻好讓到一邊，窗口裏麵的人還是像對我一樣的態度，把信看了一下，懶洋洋地放到桌子上。
“趕快送進去！趕快！上次你把我給×隊的信送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們……”其中一個開始嚴厲地說。
“好好！這次好好送到。”另一個男子文不對題地說。
“對不起，請問一聲，我來參觀抗大，這封介紹信應當怎麼辦？”我問他們。
“你可以叫他們送進去！”矮個子的對我說。
吱唔開始了，裏麵走出了一個人來，“什麼事？”我說了原因，他把信交回我：“你進來好了！”站崗的人仍舊攔住我，可不十分堅持，我於是走了進去。
走進大門，過了一關，可是總得找個人來問問，把這信交給一個負責的人。
院子裏有人走來走去，我攔住了一個問路。
“那裏！”這人回答我。我走去，到幾間屋子的麵前，被人阻住了：“你做什麼？”從頭到尾又把原由說了一遍，再問路。“那裏！”叫我往原來的路走……這樣，在大門裏的院子內各個方向我都走到了，終究又回到大門的進口。“在那邊！”一個年輕的男子對我說，指著對麵的一個院落，他說過，吃吃地笑起來。
對麵的院落？我明明知道他在開我玩笑，“他把我當什麼東西？人？畜生？匪徒？”這麼想時，我的耐心到了極點，其實，若在外邊，這種情形之下，我早已發脾氣了，可是在延安，脾氣是不好發的，難為情發的，但這次，我確實忍不住了：
“同誌，你這是什麼態度？若說你不願我進去，你可以幹脆打發我走，何以要把我送到這邊又送到那邊？”
越是不知道尊敬別人的感情與自尊心的人，自己的感情與自尊心也越碰不起，這也是一定的。把別人的感情放在地下踐踏，拿在手裏揉弄——這是一位女同誌對我說過的話——可是這些人自己，他們的感情脆弱到吹一口氣都受不了的。
“什麼態度不態度？你自己是什麼態度？”他對我排起馬步，兩手叉起，大聲地問。
“我有什麼態度？”我想，可惜我沒帶鏡子，但我心頭不禁懊惱地想：“天呀！我在這裏做什麼事呢？”我的腳步已經移動往外走了，可是“參觀抗大”這個念頭又使我停住不走。
“你自己看一下，你這一副是什麼態度？”我說。
他更提起嗓子，想用大聲音來壓倒我。真巧，下台的人每次總是有，正在這時候走出來一位女同誌，她把那個青年勸開，對我問：“什麼事？”“呀！對不起了！他們不知道！”但是老實說，我很不滿意她這個態度，是與否，兩者之中，總有其一，既不責備我，也不責備他——或者在她是不可能的？三家村婆子或許是這樣勸吵架，因為她不知道什麼是真理。
後來，照樣又有過一次，那是我去看許光達先生的夫人，許夫人鄒女士，就是與我同日由西安坐車來延安的，到延安後，在她尚未進校的時候，她與她的小姑許女士曾來我山上玩過兩次。那次是約好我去看她們，日子與時間都約定了。她住的地方，沒有地名，唯一的標記，就是在一棵大樹下，因之叮囑我往抗大校部問許教育長家，就會有人指示我。哪知到抗大校部，又是這麼一套，“請你把字條拿進教育長室。”——教育長室就在大門的進口——他們不肯：“教育長不在！”後來也是一個女同誌來下台，問我做什麼，我把字條交給她，悵悵地回出來。我失信了，害朋友白等了，但並不是我的過錯嗬！
抗大的門禁這麼森嚴，不知道是否對於每一個參觀的人都這樣？我很好笑地記起上海震旦大學的門禁來，那是聖地，每逢女子一走進門口——哪怕就是他們培植出來的校友的太太們——校門口的人就要不客氣地趕：“請出去！”可是抗大是男女同學的，自然更不是聖地，有些人描寫權貴之門的可怕，但我沒有這個經驗，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去奔走權貴之門的願望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