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3歲。以販賣舊電器維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動。義助柏楊（我看不起柏楊，但柏楊入獄，卻基於同情與人權而義助柏楊）。
1969年34歲。以販賣舊電器維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動。義助彭明敏。
1970年35歲。1月，因彭明敏偷渡，全年被警總軟禁、跟蹤。9月3日，在被跟蹤中約集外國記者，接雷震出獄。
1971年36歲。軟禁、跟蹤至3月19日晚上被捕。由“保安處”處長吳彰炯少將主持刑求，在不見天日的“保安處”，住了近1年。我被捕後，《紐約時報》等刊出照片，詳細報導。
1972年37歲。2月28日自“警總保安處”移“軍法處”看守所。旋以叛亂判10年。我不寫答辯狀、不上訴，準備坐10年，但檢察官上訴，說判得太輕了。國民黨另以背信冤獄判我1年。
1973年38歲。在“軍法處”看守所。
1974年39歲。在“軍法處”看守所。
1975年40歲。在“軍法處”看守所。4月25日，個人在兩坪小房裏過生日。同案難友劉辰旦送來一個蛋糕，等我10個月後已嫁入的小蕾送來一部TheBestofLife，蕭孟能沒有任何表示。趕上因蔣中正之死而來的減刑，9月22日，又改判為8年6個月。12月22日，自“警總軍法處”看守所移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被隔離監禁。
1976年41歲。仁愛教育實驗所每周請教授一名來“洗腦”，我旁若無人，一言不發。11月19日服刑期滿，無保出獄（我說不願連累朋友保我出獄，如因沒有保人而不放人，我願繼續坐牢）。
在我未出獄前，國民黨派我的老師吳俊才與我洽商，我指陳在叛亂案外，另以杠上開花的背信冤獄整我、判我一年的不當，經吳俊才查明確是冤獄，乃通過協調，以“不執行”解決。吳俊才相對要求我任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我以叛亂案的褫奪公權6年也可就此不了了之，可證明所謂國民黨法治不過乃爾！乃同意。於是在出獄後第11天（12月1日），有了生平第一個正式職業。
1977年42歲。與Martha同居。做土木包工。堅辭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職務，主任蔡維屏不肯放人。我感覺是：“那次短暫的‘副研究員’，就好像一個人上街買菜，突然被抓去當兵，他一有機會，必然要開小差，還回去買菜一樣。”最後，“在中心我待了13個月，但是全部上班的時間不到13個小時。不但拒絕研究，也拒絕討論、拒絕聽演講會、拒絕簽到、拒絕請領書報，最後拒絕領薪水”。
1978年43歲。做土木包工。吳俊才自薩爾瓦多返台，親到我家，同意我辭職，但邀我去《中央日報》任主筆，再準備接任總主筆，我笑著說：“我不會給國民黨做打手的，謝謝老師啦！”
1979年44歲。6月複出，出版《獨自下的傳統》，並在台灣的《中國時報》寫專欄。出版《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
1980—1985
1980年45歲。出版《李敖全集》。5月6日與胡茵夢結婚。為替蕭孟能太太抱不平等，被蕭孟能控告。胡茵夢受國民黨唆使，做鬥李敖秀，我在8月28日通知胡茵夢離婚。胡茵夢一方麵招待記者宣告她對李敖的恨，一方麵離婚第二天向李敖哭著訴說她的愛；一方麵作證頭一天告訴我報上登她罵李敖的話是亂寫的、很沒有斟酌的、太過分的，一方麵作偽證時，又照舊太過分的很沒有斟酌亂說不誤。
1981年46歲。8月10日再度入獄。入獄前我寫道：“首先是輿論對我的封鎖，《中國時報》的高信疆終於受到壓力，要他在國民黨全會期中，停刊我的文字一星期。於是，在‘美麗島事件’前4天，我寫信向高信疆辭去專欄，一方麵多謝他‘這半年來對我的道義支持’，一方麵抗議某方‘直接間接扼殺異己的言論，究竟要鬧到什麼地步才同歸於盡？’”“輿論封鎖以後，接著是輿論的鬥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鼓動胡茵夢表演‘大義滅親’，各路人馬為了嫉妒李敖、鬥臭李敖，居然認同了胡茵夢這種連納粹德國都慫恿不出來的離奇模式，居然不警覺胡茵夢的‘不義滅夫’行為是‘違背善良風俗’的、‘違反公秩良序’的，甚至與他們‘複興中華文化’的目標絕不相容的，這種‘打倒李敖統一戰線’，不是太邪門了嗎？”“在輿論的一片殺伐之聲裏，國民黨《中央日報》帶頭以專論攻擊我，省政府《新生報》幹脆漫畫罵我是狗……統計各報的新聞處理，是以三十比一的比例進行的。不但使我隻有三十分之一的‘公平’，並且一律拒絕按照他們的‘出版法’、他們的‘中國新聞記者信條’給我更正。”“當《疾風》雜誌係統。鼓噪在中泰賓館之外的時候，眼看而來的，就是對異己法律上麵的鬥倒：當《疾風》雜誌係統，乃至《黃河》雜誌係統，鼓噪在‘高等法院’內外的時候，眼看而來的，同樣是對異己‘政治問題，法律解決’。於是，在選舉前夕，在李敖《千秋評論》雜誌執照拿到後一個多月，‘高等法院’就快馬加鞭地判我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