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早期的翻譯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先是受嚴複、梁啟超、林紓的影響，接受了西方新思想、新文學的啟蒙教育，後更廣泛地接觸了西方各種新思潮以及俄國和其他“被損害民族”的文學，成為資產階級的革命派。這一時期兩人在思想上主要表現為以“立人”為中心的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所求的是爭取人的個性解放、思想自由及啟發“國人之自覺”，也即以“改良思想，補助文明”為宗旨，希望通過翻譯媒介尋求與中國社會模式相同或相近的東西，以引起讀者的共鳴，激發人們的革命熱情。同時在藝術上，兩人也有著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廣泛介紹並汲取各種文學流派的精髓，為沉寂、混亂的舊文壇注入新的活力，從而創造出全新而獨特的文學體式。換言之，他們不僅強調了體現為“益智”的翻譯的社會功利作用，而且還兼顧了體現為“移情”的文學藝術上的美學特征與功能。
就魯迅而言，我們從他1907年前後發表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文章中可以看到，他當時所重視的是人的社會責任，提倡的是拜倫式的“尊俠尚義，扶弱者而鳴不平”的個性。而從周作人於同期發表的《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哀弦篇》等文章中則可以看出，他此時更關心的則是“人性”的全麵發展，也即個人之於整個人類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從而提出了“人生之始，首在求生”，“求生意誌”之外，還要求“天賦之靈性”的自由發展，在這一點上，他既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同時也與魯迅有某些不謀而合的看法。到了五四時期，周作人思想的基調大致還是“人的全部發展”，這時的他以極大的熱情介紹和宣傳了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等“白樺派”作家所發起的“新村”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同時又接受了西方各種人道主義的影響，於是形成了一個既有空想社會主義和改良主義，又有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各種思想的雜貨鋪。而這一時期的魯迅則更冷靜，他對周作人沉溺於日本“新村”空想的做法頗不以為然，認為他的那些介紹“新村”的文章對於現實的中國並沒有切實的意義，因此也沒有必要大發而特發。換言之，魯迅更為注重的是現實鬥爭的需要，認為“新村”的空想思想隻能會對國人起到誤導的作用，當時的中國更需要的是強心的良藥。需要指出的是，魯迅也並沒有完全擯棄“新村”的思想，他所取的是其中合理的成分，這一點從他翻譯的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一劇中可以看出。
就魯迅而言，其翻譯思想的確立是在不斷的反思與探索中形成的。在早年發表的《摩羅詩力說》一文中，他熱情地頌揚了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裴多菲等許多西方浪漫主義詩人，體現了反抗異族侵略、迫切要求民族解放的愛國主義精神，反映了大膽否定封建主義等一切統治觀念、極力提倡個性解放的思想。比如他在論拜倫一節雲：
故既揄揚威力，頌美強者矣，複曰，吾愛亞美利加，此自由之區，神之綠野，不被壓製之地也。由是觀之，裴倫既喜拿坡侖之毀世界，亦愛華盛頓之爭自由，既心儀海賊之橫行，亦孤援希臘之獨立，壓製反抗，兼以一人矣。雖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
其後這一切又進一步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1909年《域外小說集》的問世，則標誌著東歐、北歐、俄國等現實主義文學已占據了他整個翻譯思想的中心。據周作人回憶，魯迅除英語和德語外，“日語也學得很好，隻是他不多利用，所譯日本現代作品隻有在《現代日本小說集》中夏目漱石等幾個人的小說而已”；他所偏愛的隻有兩個方麵，一是斯拉夫係統，一是被壓迫民族的作家。（鍾叔河，卷10，1998：122）
除此之外，魯迅早期的翻譯思想還表現出了一種雜糅的現象，這其中我們可以看到盧梭和孟德斯鳩的民主主義，達爾文的進化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施蒂納、尼采的極端個人主義和超人哲學，等等。比如他在《人之曆史》一文中這樣寫道：
往之言此事者，有達爾文《原人論》，赫胥黎《化中人位論》。黑格爾著《人類發生學》，則以古生物學個體發生學及形態學證人類之係統，知動物進化，與人類胎兒之發達同，凡脊椎動物之始為魚類，見地質學上太古代之僦羅紀，繼為迭逢紀之蛙魚，為石墨紀之爬蟲，及中古代之哺乳動物，遞近古代第三紀，乃見半猿，次生真猿，猿有狹鼻族，由其族生犬猿，次生人猿，人猿生猿人，不能言語，降而能話，是謂之人，此皆比較解剖個體發生及脊椎動物所證明者也。惟個體發達之序亦然，故曰種族發生，為個體發生之反複。
在《人的曆史》中，魯迅以海克爾的《人類種族的起源及係統論》為主，較為詳細地闡述了達爾文的進化學說及其發展的曆史，這是我國早期介紹達爾文學說的重要論文之一，其中所論及的個體與種族乃至整個人類關係的觀點顯然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它是魯迅早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生物進化的學說促使魯迅確信新事物一定要戰勝舊事物，通過鬥爭以求發展的客觀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