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起來，我對中國現代翻譯家的研究興趣可以追溯到10年以前。1991年，我考取了武漢大學英語專業碩士研究生，師承郭著章教授。先生儒雅博學，著譯頗豐，尤其在我國現當代翻譯家研究方麵造詣匪淺，得其諄諄教誨，我也對這一研究領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以《徐誌摩與詩歌翻譯》為題完成了碩士畢業論文，後經修改潤色，發表於《中國翻譯》1999年第6期，並於同年收入先生主編的《翻譯名家研究》一書。
在碩士論文撰寫期間，我還收集到了不少有關梁實秋的資料。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新月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梁實秋主要享譽於文學創作與文藝批評，然而，與同時代其他眾多文壇巨匠一樣，他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翻譯家和重要的翻譯理論家，作為前者，他的不可超越之處在於付梓了莎士比亞所有戲劇的完整譯本，作為後者，他在與魯迅之間展開的那場長達8年之久的翻譯論戰中所提出的翻譯觀點同樣是不可小覷的。這樣一來，從徐誌摩到梁實秋，又從梁實秋到魯迅，我的研究興趣逐漸得以拓展，相繼撰寫了《魯迅、梁實秋翻譯論戰焦點透析》（《中國翻譯》2000年第3期）和《魯迅、梁實秋翻譯論戰追述》（《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兩篇論文，而我對於周作人的關注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
2000年，我以“翻譯家周作人研究”為題成功申請到上海市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其後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對收集到的資料做了全麵的梳理，在此基礎上對研究項目的框架進行了粗略的構建，並從中選取若幹題目，相繼撰寫、發表了《周作人――我國日本文學譯介史上的先驅》、《周作人與“被損害民族的文學”》、《求其知：一種另類的借鑒觀――周作人與西歐國家的文學譯介》等文章。一年以後，項目順利結題，然而看看手頭的工作，要做的事情似乎才剛剛起步，其中許多重要的方麵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與探討。
人常說時不負我，又常言謀事在人，說起人生經曆來，接下來發生的一切不啻成全了我數年來的夙願。2000年9月，我又一次當起了學生，到上海外國語大學馮慶華教授門下攻讀博士學位。馮先生平易近人，學識淵博，一樣難得的是他那海納百川的學術胸襟：盡管我所圈定的周作人翻譯研究選題不甚入於當下譯界主流話語，且與先生本人的研究興趣不甚切合，然而他卻能欣然應允，感佩、慶幸之餘，我也常暗自思忖，且莫辜負了自己，不負於自己，也就是不負於先生。
2003年6月，我順利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論文題目是《周作人翻譯多視角研究》。關於論文本身的質量，我個人確乎無從品評，至於2005年被評為上海市外國語言文學類唯一一篇優秀博士論文一事，也許隻能從一個方麵說明一點問題。誠如嚴複所言：“我罪我知。”這句話讓我每每不敢忘懷，在畢業後的3年裏，我時常一次次偷閑將畢業論文從電腦裏調出，或圈或點，或增或刪，3年下來，再回頭重溫一遍，當年那種“於我心有戚戚焉”的苦楚中似乎多了些釋然。也正是靠了這一點點的自信，我才有勇氣讓這曆時7年磨礪的“成果”麵見譯界同仁，現醜也好，湊趣也罷，能力有限，權且仍以“我知我罪”的推辭自我解嘲吧。
語複前言，我想再次感謝郭著章教授和馮慶華教授。兩位先生不僅是我治學上的導師，從師以來，我還從他們那裏學到了誠實篤厚、平易近人的處世原則，也正是理順了“立人”與治學的關係，及至畢業以後，我仍能得以在不算平靜的周遭裏安然伏案，以平和靜穆的心境沉浸於冷清、寂寞的象牙塔裏。
我要特別感謝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莊智象社長、孫玉副總編以及劉華初、張以文、梁曉莉等各位編輯老師，我再一次領略了他們公平、高效、睿智的工作作風與風格，沒有他們辛勤的汗水和無私的奉獻，就不可能有這本書的如期麵世。
我還要感謝華東理工大學外語學院各位領導和老師對我的關懷和支持，尤其要向邵誌洪教授表示誠摯的謝意，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曾多次向邵教授請教修改意見和建議，他那淵博的學識、嚴謹的治學精神以及謙遜、平和的處世原則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最後，在這本書撰寫過程中，我先後參考了上百本有關方麵的書籍和資料，這裏要特別向錢理群、鍾叔河、張菊香、張鐵榮、李景彬等各位專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劉全福
2006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