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1年10月10日，在神州大地上發生了一場數千年來所未有之巨變——“辛亥革命”，這場巨變不僅結束了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幾千年來向一個人叩首朝拜的曆史，也將結束梁啟超長達14年的異域亡命生涯。我們姑且不論當梁啟超最初得知這個巨變成功消息時的心情是怎樣的驚喜，也不論他對於這場革命的勝利是否直接或間接地付出過怎樣的努力，但最起碼他終於可以結束這長達14年的流亡生涯了，僅此一點他也該撫掌相慶。不過，在梁啟超還沒來得及享受撫掌相慶的歡宴時，他又不由得該以舉手加額的方式來表示另一種歡慶了。因為隨著中國國內政治局勢的翻手為雲，他竟莫名其妙地成為了民族大英雄，國內當政者及諸多黨派那熱烈期盼他早日回國的歡迎信息，早已呈鋪天蓋地之勢。於是，在公元1912年11月14日梁啟超率先登船駛進了天津大沽港口，這是他苦苦等待和盼望了長達14年之久的歸國旅程啊。
隨著梁啟超回國後的政治聲譽和社會地位，在短暫時間內獲得空前的隆盛與穩定，暫時留滯在日本的家人也於第二年啟程回國，並在天津原意大利租界內的一棟西式洋房裏定居下來。不久，梁啟超被北洋政府任命為司法總長，為了工作和生活上的方便，他又在靠近紫禁城的南長街找了一所四合院，隨後將梁思順、梁思成和梁思永等幾個大點的孩子接到北京一同居住，並分別送他們進入北京女子學校和彙文、崇德學校就讀。公元1915年，梁思成順利考入清華學堂，成為中國政府公派留美預科班的一名學子，從此也將開始他與清華長達數十年的愛恨情仇。
當然，梁思成對於清華是否真的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有著某種恨與仇，我們暫且擱置留待後敘，現在先就從他開始自己人生飛揚旅程的起點——求學清華說起吧。
位於國都北京西郊的清華學堂，是公元1908年利用美國退還給中國的庚子賠款而創辦的一所西式學校。這所學校具有明顯的近代教育色彩（當時應該是最具現代性的教育模式），學製八年，分為預科六年和本科兩年，並為優秀學生提供到美國留學的豐厚的助學金。清華學堂的教育方式，完全采用美式教育，開設的課程也都與美國國內的高中相類似，不僅注重英文與西方科學的教學，對於藝術、音樂和體育等也同樣極為重視，就連教師也多是美國人，上課時全部采用英語講授。另外，所有學生都必須住校學習，食宿由學校統一安排，隻有周末時才能回家，管理十分嚴格。按照梁思成的說法，盡管學製有些冗長，但他們在學校裏的生活依然很快樂。
當然，當時能夠進入清華學堂讀書的學子，其家庭背景多是官宦富貴之家，且家中也多有在國外留學或任職之人，否則他們是不會將孩子送進清華接受西式教育的。因為按照中國舊式教育的慣例，少年的他們都必須進入私塾誦讀儒家傳統的經史子集，以便今後能夠參加科舉考試，從而走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仕宦之路。不過，在日本流亡期間的梁啟超曾周遊歐洲諸多國家，對西方先進的科技和教育方式有著切身的體會和感悟，他明白當時中國如果要想改變落後的局麵強大起來，必須要有大批能夠“師夷長技以製夷”的現代化人才。於是，素來就有重視子女教育這一家庭傳統的梁啟超，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子女今後要想趕上時代潮流或步伐，必須接受中西方雙重教育。在日本的十多年裏，梁思成等“雙濤園”頑童一直接受的都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特別是父親梁啟超那有意識的“飯桌故事會”，對子女灌輸的依然是傳統而悠久的中華文明。而今，已經擁有紮實國學根基的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倆，在回國之後的兩年裏又在彙文等學校預先學習了英語等課程，現在進入清華學堂可以說是正當其時。另外，梁啟超由於在政治上的不如意，已經於公元1914年接受清華學堂的邀請擔任國學研究院的兼職導師，準備逐漸退出政壇專心從事學術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倆於公元1915年先後考進清華學堂，從而開始了他們人生旅途中一個新的而又不凡的起點。
對於在清華八年求學的感受，梁思成後來評價說：“我很感謝母校對我的培養，那時學校在生活上對我們管得很嚴，清華有不少大官闊佬的子弟，但是不管家裏寄多少錢來，都由齋務處掌管，學生花錢要記賬，周末交齋務處檢查，亂花錢不記賬要記過的。但另一方麵學校提倡各種社團活動，對培養學生的民主精神，對學生的全麵發展很有好處，隻是學製太長了些，我看不用八年，最多五年就夠了。”透過梁思成這短短的幾句話，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個方麵的體會和感想。
首先，清華八年培養了梁思成節儉的生活作風，為他今後無論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千裏輾轉的逃亡中，而不為貧病交加的生活困境所消磨了人生鬥誌；也不論在“文革”暴風雨中屢遭摧殘迫害導致居無定所食無積粟，而不至萎靡消沉奠定了勇於迎接苦難生存環境的信念基礎。其實，清華學堂對於學生生活的這種管理模式或者說是培養方式，父親梁啟超在對子女的教養中也早已予以關注。特別是他自日本回國後，再次進入上層社會的政治仕途中，隨著他社會地位的隆盛和經濟收入的增加，以及他對民國初年京城富貴子弟那種種不良習氣的敏銳洞察，他深刻地意識到培養子女的“寒士家風”，已經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了。當然，梁啟超對子女所要培養的“寒士家風”，不單單是指生活上，重要的是要像“寒士”那樣勤儉而好學上進。對於中國這種“內聖外王”的優良傳統，梁啟超經過自己的理解和吸收後，又賦予其新的含義，從而變成了極為豐富的思想養分，一直滋潤著梁家子女能夠茁壯成長。例如，在長女梁思順已經出嫁後，他還依然經常寫信予以教誨說：“你和希哲（梁思順的丈夫）都是寒士家風出身，總不要壞自己家門本色，才能給孩子們以磨煉人格的機會。生當亂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實何止亂世為然），一個人在物質上的享用，隻要能維持生命便夠了。至於快樂與否，全不是物質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會打算盤哩。”
如今，梁思成能夠在清華接受這樣艱苦生活上的磨煉，梁啟超自然在心中感到欣喜與寬慰，因為這是他一貫家風所要培養的目的和要求，即便是梁思成等人成年之後，他也沒有放鬆對他們在這方麵的教育和培養。例如，後來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從美國學成即將歸來時，梁啟超在談到他們的就業去向時說：“奉天形勢雖極危險，但東北大學決不至受影響，思成聘書已代收下，每月薪金二百六十五元（係初到校教員之最高額報酬）。那邊建築事業將來有大發展的機會。比溫柔鄉的清華園強多了。但現在總比不上在北京舒服，不知他們夫婦願意不（尚未得他信，他來信總是很少）。我想有誌氣的孩子，總應該往吃苦路上走。”
另外，梁啟超不僅隻要求子女養成“寒士家風”，他本人也處處以身作則，並經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記昔日的困苦窘境，以免喪失進取精神而導致功虧一簣。確實，一般情況下人們在經過艱苦奮鬥而獲得顯赫地位享受優裕生活之後，往往都會忘記今日美好生活之來之不易，或者以為往日過於艱苦現在應該好好享受一番。殊不知，當有了這種想法和作為時，已經距離得意忘形驕奢淫逸乃至身敗名裂隻有一步之遙了。如此想來，清華學堂的這種做法和梁啟超如此的用心良苦，我們不僅能夠理解更應該懂得如何去學習和效仿才是。
啟超時代相去不遠的曾國藩和李鴻章等，他們也都是生活在艱苦環境中通過科舉入仕，然後依然能時時提醒自己保持勤儉、堅韌、好學和進取的精神品格，從而也成為時人和後世學習的榜樣。從一定意義上說，梁啟超對子女如此重視“寒士家風”的培養，也多多少少是受到他們的影響，並一直影響到了梁思成等後世子孫。
疑表明梁思成在許多方麵，都有著與其父親梁啟超那“興趣甚多”的性格極為相似。那麼，梁思成在清華學堂的八年中，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生活情形呢？對此，我們還是先來看一看梁思成在清華的同學和學生，以及他自己是如何回憶與看待吧。
都能夠準確無誤地哼唱出來，直到晚年也不曾忘記。另外，梁思成不僅擅長鋼琴、小提琴、小號和短笛等樂器的演吹奏，而且還能在合唱團中同時擔任低音與中音兩個聲部的演唱。這也就是同學們所評價“他是一位有高度音樂修養的人”的緣故吧。
的人都對那繪製精美且構思新穎的作品表示嘖嘖讚歎。當然，梁思成對於美術的特別癡愛，不僅僅表現在為校刊繪製一些用筆簡潔而構圖別致的鋼筆畫上，他對於水墨畫也同樣有著深厚的功底和不俗的審美情趣。例如，人們今天常見的那張頤和園中諧趣園的水彩畫，就曾在諸多書刊中頻頻被采用。不過，至於這張經典水彩畫誕生中的趣事，人們也許並不知曉。
對此，梁思成的學生、北京市建築設計院高級建築師黃彙，曾撰文記述了當時那有趣的一段往事：
塊什麼東西。當時玩的是“叫名字”遊戲。他自報的名字就是“小老頭”，而且一下子就記住了我們四五個人的名字。許多年之後提起這個事時，他硬說“小老頭”這名字是我們給他起的。“……而且，當時就你嗓門大，叫的最響！”後來才知道，那是在林先生剛去世而且他正遭“複古主義大批判”的時候，總理關照他在諧趣園修養。
從這段文字的回憶中，我們不難看出梁思成是一個多麼有趣而又可愛的“小老頭”啊。不過，求學清華時的梁思成則是一個英俊瀟灑而又興趣廣泛的棒小夥，並因為對美術的濃厚興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一生從事建築事業的苦樂選擇。
除了愛好音樂和美術之外，小時候腳有殘疾的梁思成竟對體育運動也十分熱衷，並在清華大學裏還是一個有名的運動健將。對此，梁思成當年的體育教師、著名的體育教育家馬約翰教授，在晚年時還清楚地記得自己的這位得意弟子，“中國學生在國外念書都是好樣的……體育方麵也不能落後。像施嘉煬、梁思成等，體育都是很好的。梁思成能爬高，爬繩爬得很好，後來到了美國，因為運動傷了腰，以後又得了病身體才壞下來的”。確實，正如馬約翰教授所說，梁思成在體育方麵很是出色，不僅能爬高還善於跳高，曾在全校運動會上得過跳高冠軍的榮譽。對此，梁思成自己也很是樂意回憶：“別看我現在又駝又瘸，可是當年還是馬約翰先生的好學生，有名的足球健將，在全校運動會上得過跳高第一名，單雙杠和爬繩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不過，梁思成說這些並不是為了誇耀自己那“好漢的當年勇”，他是想說“想當年如果沒有一個好身體，怎麼搞野外調查。在學校中單雙杠和爬繩的訓練，使我後來在測繪古建築時，爬梁上柱攀登自如”。當然，愛好體育的梁思成因此而擁有了健壯的體魄，這不僅使他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能夠堅持野外調查古建築工作，從而取得令世界都為之矚目的非凡成就，同時也使他在生活的重壓和疾病的考驗下扛了過來。
梁思成這種健康而廣泛的興趣和愛好，在無形中也培養了他積極樂觀而又敢於進取的精神和性格。現在的人們都會說：性格決定命運。而對於梁思成來說，性格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為他贏得了伴隨一生的美妙愛情和幸福婚姻，也使他在顛沛流離的艱難困苦和“文革”那無比淒慘的境遇中，勇敢地戰勝了人生中的兩大敵人——消沉與妥協。
關於“傻小子”梁思成為何能夠贏得並保衛了他與20世紀有“第一美女和第一才女”之稱的林徽因的愛情和婚姻，我們不妨試舉兩例，再從梁思成的性格方麵解析一二。
例一，公元1919年，梁林倆人在雙方父親的有意安排下相識，從有關史料中我們可以得知，這在當時屬於一種現代的相親方式。可不久，林徽因便隨父親林長民前往英國，並在英國與才華橫溢的詩人徐誌摩結識。才華橫溢但也多情衝動的詩人徐誌摩，在與林徽因就雙方共同感興趣的文學、詩歌和戲劇的交流中，產生了強烈的愛慕之心，並不惜親手搗毀自己的婚姻，而向林徽因展開激烈而漫長的愛情攻勢。雖然林徽因對徐誌摩也很有好感，但最終並沒有接受徐誌摩的愛情，而是回國後與梁思成繼續前緣，並很快確定了雙方的戀愛關係。再後來，梁林倆人結伴前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求學，學業一結束便在加拿大攜手走進了婚姻的殿堂，並一直相伴終身不曾分離。
按說，徐誌摩不僅出生在一個非常富有的銀行家家庭，而且還屬於那種典型的江南才子形象，可以說是才華橫溢風流倜儻，是眾多少女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可林徽因為什麼不僅沒有愛上他，而且還明確表示拒絕，並有意躲避徐誌摩的不懈追求，而是偏偏愛上了雖然同樣英俊但並不浪漫的梁思成呢？在這裏，我們先拋開徐誌摩當時的已婚身份和林徽因的家庭教養背景等諸多外在因素不提，單就梁林倆人在性格互補和興趣相投方麵而言，梁思成性情溫厚、穩重樸實、豁達寬容而又不乏機智與幽默，這對於性格急躁、容易激動、稍顯刻薄而又敏感多情的林徽因來說，實在是一個最佳的伴侶選擇。同時，梁林倆人在文學、繪畫和音樂等方麵也有著共同的愛好和興趣。特別是因為林徽因的緣故，梁思成對於集繪畫藝術與工程技術於一體的建築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然這同樣也是林徽因所癡迷的一門新學科，並因為這門學科使倆人攜手終生，從而共同創造了不朽的輝煌。
基於這些原因，當從國外追隨而來的徐誌摩再次向林徽因發起猛烈追求時，林徽因已經對舉止文雅、學業優異而又多才多藝的梁思成產生了深深的愛戀。麵對徐誌摩的愛情攻勢，這時的林徽因已不再是一個人去應對，因為身材雖不魁偉的梁思成早已勇敢地站了出來，迎接並最終戰勝了強勁的情敵徐誌摩。據說，當時已有婚約的梁林倆人特別喜歡到北海快雪堂鬆坡圖書館讀書與約會，而依然深愛著林徽因的徐誌摩也經常“到此一遊”。對此，梁林倆人為了避免徐誌摩的攪擾，在進入圖書館之後就用自備的鑰匙鎖上大門，並在門上貼了一張用英文寫著“情人不願受幹擾”的紙條。徐誌摩見到這張紙條後，“隻得怏怏而去，從此退出競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