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長六千三百多公裏的長江，自唐古拉山脈主峰各拉丹東雪山滾滾而下，猶如茫茫蒼龍在穿越青藏高原和雲貴高原之後，開始進入一馬平川的四川盆地。這時的長江，因為已經穿行了3496公裏的漫漫長途，漸漸地表現出了一種平靜而非凡的氣度。不過，它這是在靜靜的流淌中積蓄力量，準備以前所未有的猛烈氣勢衝破長江上遊的天然門戶——夔門，然後再一鼓作氣切開險峻萬分的瞿塘峽、巫峽和西陵峽這風流天下聞的“三峽”，從而滋潤四川宜賓以下2884公裏沿岸的江淮兒女。由於長江在進入四川宜賓之前並不稱之為長江，而叫金沙江，所以宜賓當屬長江第一城，而南溪縣的李莊又是宜賓長江上遊的第一古鎮，故李莊向有“萬裏長江第一鎮”之說。
雖說李莊有“萬裏長江第一鎮”之稱，在曆史上也曾是兵家必爭之地和西南地區的貨物集散中心，但因為上下距離宜賓和南溪均有25公裏的水路，且沒有任何陸路可以通行，所以到民國年間已變成了一處極為閉塞落後的孤寂之地。不過，在抗日戰爭期間由於國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同濟大學和金陵大學文學研究院等機構搬遷至此，使小小的李莊一時間聲名鵲起，不僅成為與重慶、昆明和成都齊名的戰時四大文化中心之一，還為它贏得了一個村鎮級行政單位不可輕易使用的前綴詞——中國。確實，在抗戰時期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的郵件隻要寫上“中國李莊”四個字，便能準確無誤地送達收件人的手中。即便是在今天，當人們提到李莊的時候，往往在文字的表述中也會不自覺而又自豪地使用“中國李莊”這個新專用名詞。當然，今日李莊的驕傲、輝煌與名聞遐邇，是來自於昔日上述文化和學術機構人員的苦難。在這苦難當中，梁思成和梁思永兩兄弟及家人當屬最苦難之人。
公元1940年11月底，梁家與中國營造學社在不得不隨同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遷往李莊時，梁思成卻突然發燒病倒隻能暫時留在了昆明。於是，同樣病體孱弱的林徽因獨自帶領兩個年幼的孩子和小腳外婆踏上行程。在長達兩個星期寒冷冬季的旅途中，林徽因與同車31人共乘一輛敞篷的大卡車，雙腳叉開坐在鋪蓋卷上，“在仲冬天氣裏越過大山”，來到了這個“遠離任何機關、遠離任何大城市的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中國李莊。一個星期後，梁思成病勢減輕也來到李莊，隨即將中國營造學社和家人都安置在了李莊鎮上壩村一片竹蔭叢中的張家老房子裏。對此，後來曾專程到李莊看望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的費慰梅女士這樣回憶道：
營造學社在李莊的總部是一座簡單的L形平房農舍，它的長臂是南北走向。這一臂的一側從南到北是一個打通的工作間，備有供畫草圖和寫作用的粗糙桌凳。對麵是女仆的房間、儲藏室和三個初級研究人員的臥室排成一行。走過一條狹窄的走廊，就是向東延伸的L形的短臂。
一穿過走廊就是兩間臥室，一間是外婆和寶寶的臥室，另一間是兒子的。再過去就是梁氏夫婦的兩間房，一間臥室、一間書房，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們的房子是朝南的，窗外是濃蔭覆蓋的、賞心悅目的一個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這間房裏（大家睡的則是光板和竹席）。
對麵，在L形長臂的西邊，是一處更大的天井，大部分是參天的樟樹，點綴著小叢的香蕉林。在院落中還散落著一些小平房，一間作廚房，遠些的一間是食堂，留出些地方給莫宗江睡覺，最遠的一處則是戶外廁所。
工作間的布置和裝修是沿著當年工作間在北京皇宮院裏的時候策劃的營造學社正規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劉敦楨安家的地方離得不遠。思成多年的初級助手莫宗江、劉致平和陳明達都可隨叫隨到。
梁家到達李莊剛剛安頓下來不久，不僅林徽因因為旅途勞累導致肺結核複發，且病勢來得極為凶猛，自此在李莊一直臥病在床達5年之久，其他的不幸也接踵而至。對此，梁再冰後來回憶說：
四川氣候潮濕，冬季常陰雨綿綿，對父親和母親的身體都很不利。我們的生活條件比在昆明時更差了。兩間陋室低矮、陰暗、潮濕，竹篾抹泥為牆，頂上席棚是蛇鼠經常出沒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現成群結隊的臭蟲，沒有自來水和電燈，煤油也須節約使用，夜間隻能靠一兩盞菜油燈照明。
我們入川後不到一個月，母親肺結核症複發，病勢來得極猛，一開始就連續幾周高燒至40度不退。李莊沒有任何醫療條件，不可能進行肺部透視檢查，當時也沒有肺病特效藥，病人隻能憑體力慢慢煎熬。從此，母親就臥床不起了。盡管她稍好時還奮力持家和協助父親做研究工作，但她身體日益衰弱，父親的生活擔子因而加重。
更使父親傷腦筋的是，此時營造學社沒有固定經費來源。他無奈隻得年年到重慶向“教育部”請求資助，但“乞討”所得無幾，很快地就會被通貨膨脹所抵消。抗戰後期物價上漲如脫韁之馬，父親每月薪金到手後如不立即去買油買米，則會迅速化為廢紙一堆。食品愈來愈貴，我們的飯食也就愈來愈差，母親吃的很少，身體日漸消瘦，後來幾乎不成人形。為了略微變換夥食花樣，父親在工作之餘不得不學習蒸饅頭、煮飯、做菜、醃菜和用橘皮做果醬等等。
三叔到李莊後肺病也複發了，病情同母親非常相似。父親對兄弟和妻子的病都愛莫能助。他自己的體質也明顯地下降，雖然才四十多歲，背已經駝得很厲害，精力也大不如前了。
1941年春天，正當母親病重時，三舅林恒（空軍飛行員）在一次對日空戰中犧牲，外婆和母親後來得知都為此傷痛不已。三舅的後事是父親在重慶時瞞著母親到成都去辦理的。
後來，又傳來了天津漲大水的消息。營造學社的一批無法帶到後方的圖片資料當時寄存在天津一家銀行的地窖中，漲水後全部被淹毀，這是父母和學社成員多年心血的積累，所以父親和母親聞訊後幾乎痛哭失聲。
盡管貧病交加，挫折一個接一個，但父母親並不悲觀氣餒，父親尤其樂觀開朗。他此時常教我讀些唐詩，杜甫的“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是全家最喜愛的詩句之一。生活愈是清苦，父親愈相信那“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日子即將到來。他從來不愁眉苦臉，仍然酷愛畫圖，畫圖時總愛哼哼唧唧地唱歌，晚間常點個煤油燈到他那簡陋的辦公室去。他仍在夢想著戰爭結束後再到全國各地去考察。有一次我聽到他對母親說：如果他今生有機會去敦煌一次，他就是“一步一磕頭”也心甘情願。母親不發燒時也大量讀書做筆記，協助父親作寫《中國建築史》的準備。她睡的小小行軍帆布床周圍堆滿了中、外文書籍。
對於梁家如此悲慘境況和梁氏夫婦頑強的治學精神，作為梁家好友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很是同情和感佩，他似乎責無旁貸要幫助梁家渡過這一難關，因為這時身為中國營造學社社長的梁思成已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中國營造學社也納入了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編製。為了解決梁家的這種困境，傅斯年於公元1942年4月18日向時任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的好友朱家驊（字騮先）寫信請求予以幫助，他在信中詳細地寫道：
騮先吾兄左右：
茲有一事與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莊。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筆者注：即肺結核病的英文縮寫），臥床二年矣。思永是鬧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氣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們二人萬裏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盡當光，又逢此等病，其勢不可終日，弟在此看著，實在難過，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對於他們兄弟，似當給些補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雖曾為國民黨之敵人，然其人與中國新教育及青年之愛國思想上大有影響啟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觀，其人一生未嚐有心做壞事，仍是讀書人，護國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為功在民國者也。其長子、次子，皆愛國向學之士，與其他之家風不同。國民黨此時應該表示寬大。即如去年蔣先生賻蔡鬆坡（指蔡鍔將軍）夫人之喪，弟以為甚得事體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國建築，並世無匹，營造學社，即彼一人而（在君語。筆者注：在君是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文江的字）。營造學社曆年之成績為日本人羨妒不止，此亦發揚中國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學士，才學至少在謝冰心輩之上。
三、思永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陽發掘，後來完全靠他，今日寫報告亦靠他。忠於其職任，雖在此窮困中，一切先公後私。
總之，二人皆今日難得之賢士，亦皆國際知名之中國學人。今日在此困難中，論其家世，論其個人，政府以皆宜有所體恤也。未知吾兄可否與陳布雷先生（筆者注：時任蔣介石侍從室主任）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指蔣介石）一言，說明梁任公之後嗣，人品學問，皆中國之第一流人物，國際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贈以兩三萬元（此數雖大，然此等病症，所費當不止此也）。國家雖不能承認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貢獻，然其在文化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而名人之後，如梁氏兄弟者，亦複少！二人所作皆發揚中國曆史上之文物，亦此時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覺得在體統上不失為正。弟平日向不讚成此等事，今日國家如此，個人如此，為人謀應稍從權。此事看來，弟全是多事，弟於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運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處境，恐無外邊幫助要出事，而幫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請兄談及時千萬勿說明是弟起意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專此敬頌
道安
弟斯年謹上四月十八日
弟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寫了同樣信給詠霓（筆者注：是時任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人翁文灝的字），詠霓與任公有故也。弟為人謀，故標準看得鬆。如何？
弟年又白
對於傅斯年的真誠幫助，林徽因則感到很是不安，她在病中回信表達了這種不安的感激：
孟真（筆者注：是傅斯年的字）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驚，開函拜讀，則感與慚並，半天作奇異感！空言不能陳萬一，雅不欲循俗進謝，但得書不報，意又未安。躊躇了許久仍是臨書木訥，話不知從何說起！
今日裏巷之人窮愁疾病，頓蹶顛沛者甚多。固為抗戰生活之一部，獨思成兄弟年來蒙你老兄種種幫忙，營救護理無所不至，一切醫藥未曾欠缺，在你方麵固然是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但在我們方麵雖感到lucky，終增愧悚，深覺抗戰中未有貢獻，自身先成朋友及社會上的累贅的可恥。
現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聞介公，叢細之事累及詠霓先生，為擬長文說明工作之優異，侈譽過實，必使動聽，深知老兄苦心，但讀後慚汗滿背矣！
尤其是關於我的地方，一言之譽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飯，始終是一張空頭支票難得兌現。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幾年，偏偏碰上大戰，轉入井臼柴米的陣地，五年大好光陰又失之交臂。近來更膠著與疾病處殘之階段，體衰智困，學問工作恐已無分，將來終負今日教勉之意，太難為情了。
素來厚惠可以言圖報，惟受同情，則感奮之餘反而緘默，此情想老兄伉儷皆能體諒，匆匆這幾行，自然書不盡意。
雙安
林徽因
原來，因為傅斯年的那封求助信，中央研究院雖然沒有完全按照他的請求資助兩三萬元，但還是在艱難的境況中為梁家籌措了一萬元醫藥費，這無疑是雪中送炭。因此，林徽因才得知傅斯年的那封求助信，從而引出她信中那番“慚汗滿背”的感激。
生存環境如此惡劣而艱難，但梁思成對於古建築的研究熱情並沒有降低，不僅沒有因個人的家事而影響學社的研究工作，而且學社還吸引了眾多年輕人加入其中，例如從中央大學畢業前來實習的盧繩、葉仲璣和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的王世襄，以及由同濟大學畢業的洪慰德和營造學社招收的學員羅哲文等，他們的到來使中國營造學社在李莊這個閉塞的小鎮裏充滿了生機和活力。那時，不足20歲的羅哲文還稚氣未脫，經常與梁思成之子梁從誡及劉敦楨之子劉敘傑三人趴在地上玩彈子，於是大學生盧繩便寫了一首打油詩送給他們說：“早打珠，晚打珠，日日打珠，不讀書。”並將這首詩抄寫在一張紙條上，貼在營造學社院中的樹上。而身體瘦弱的葉仲璣因為當時夥食較差，他又希望自己能夠長胖起來，於是他也寫了一張紙條貼在樹上，內容是“出賣老不胖半盒”。經常傷風感冒的梁再冰感到很有趣，她也寫了“出賣傷風感冒”的紙條一並貼在那棵樹上。對此，後來梁思成被國民政府委任為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團中國代表前往美國，並同時應邀到美國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講學時，因為事務繁忙經常不在公寓，好友羅常培又一次找他不見，便在門上留下了一張紙條說：梁思成成天亂跑。不幾天，梁思成回訪羅常培時也未能相遇，同樣留言說：羅常培常不在家。再後來，兩人見麵竟連句成了一副對聯，上聯是：羅常培常不在家，大儒常培女弟子；下聯是：梁思成妄思伏驥，拙匠思成聯國樓。大人們的這種遊戲，是否是受當年李莊這些年輕人的啟發姑且不論，起碼因為這些年輕人的到來，確實緩解了李莊時期那沉悶的生活氣氛。
對於這些新加入營造學社的年輕人，梁思成無論是從生活還是學習上都給予特別的關心和愛護。對此，公元1940年被中國營造學社錄取的首位也是唯一一位社員、如今已年逾八旬的中國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羅哲文先生，在梁思成誕辰85周年時曾撰文回憶說：“我學藝於梁思成老師，轉眼已經45年了。我從他那裏不僅學到了古建築方麵的知識，也學到了其他方麵的學問。建國之初，我從清華大學營建係調到文化部文物局以後，三十多年中，一直得到他的指導與幫助。在他誕生85周年之際，懷念之情湧上心頭。特選了其中的十件事簡記成文，以為紀念。”在羅哲文先生所記述的十件事中，第一件就是“啟蒙學藝”，即他當初是如何受教於梁思成的，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
1940年，我國唯一研究古建築的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因日寇入侵，從北平輾轉遷移到了我的家鄉四川宜賓附近的南溪縣李莊鎮，並登報招考練習生。我幸運地被錄取了，從此就與古建築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先是受教於劉敦楨老師，替他整理抄寫西南古建築調查報告的文章，並繪一些插圖。不久，思成老師見我繪圖的技術有培養前途，便商得敦楨師的同意，把我調到他那一組來學習與工作（當時中國營造學社分為法式與文獻兩組，思成師主任法式，敦楨師主任文獻）。
我至今難忘的是思成師那種對學藝青年耐心細致傳藝的精神。他從繪圖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繪圖儀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鉛筆、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地手把手教，並注重談了線條的藝術性問題。他說：“你別看畫圖都是由一條條粗細不同的線條所組成的，但是把線條組織起來就是藝術，特別是建築圖紙，比工程和機械圖紙要求的藝術性更高。不僅是花紋圖樣、裝飾藝術的圖紙有藝術性，就是結構圖紙也有藝術性，比如用不同粗細的線條來表示鬥拱、屋簷的層次，表示斷麵和輪廓等等。就是線條的交結也有藝術，要恰到好處。”他連鴨嘴筆和圓規的用法，蘸墨，拭墨的方法都作了詳細的示範。他還特意安排了劉致平、莫宗江兩位先生對我進行指導，我從他們那裏又學到了許多寶貴的知識與技能。
梁思成對羅哲文的愛護不僅體現在教學上，還真誠地體現在一些生活小事上。例如，羅哲文原來名叫羅自福，這與當時中國聯盟國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讀音極為相近，於是就有人經常開玩笑地叫他“羅總統”，弄得他很難為情，為此梁思成便為他改名羅哲文。如今，羅哲文這三個字，已經成為中國古建築方麵權威的代名詞。還有一次，羅哲文生病發高燒，“其時學社因躲避日寇飛機的轟炸，搬到了鄉間”，那裏沒有任何醫生和醫療條件，梁思成就親自跑到鎮上的同濟大學醫院，請來了“有名的唐大夫前來為我看病，親自給我端水吃藥。在舊社會師傅對待徒弟有這樣的盛情，是極為珍貴的”。不僅梁思成對羅哲文關愛有加，病中的林徽因也很關注羅哲文的成長。對此，羅哲文先生曾回憶說：“特別使我難忘的是林徽因先生，她身患重病，還教我英語，給我的英語打下了一點基礎。”對於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這種關愛之情，即便是今日羅哲文先生每次談起時依然很激動，對此我曾多次親眼目睹過羅哲文先生陷入回憶中的那份難忘情懷。
在李莊的幾年間，羅哲文不僅在古建築學方麵得到了嚴格的技術訓練，而且從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身上還獲得了用之無盡且受益終身的學術教養，使他從一個不足20歲的青年逐漸成長為如今中國乃至世界古建築方麵的權威專家。對此，我們不妨來看一看羅哲文先生深情回憶恩師梁思成的第二件事——出版“彙刊”：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是我們這一學術團體的機關刊物，也是發表學社同仁研究成果的主要陣地。在北平的時候，曾經出版過六卷，每卷四期，發表了許多重要的古建築調查報告與論文，從內容和印刷質量來說，都是一流的刊物，深受國內外學術界的好評。自學社南遷後，流離輾轉，由長沙而昆明，才住不久又遷四川，無暇顧及。眾所周知，抗戰時期的四川，印刷、紙張、裝訂、出版極為困難，尤其是在李莊鄉下就更加困難了。然而思成先生深知，一個學術刊物是這一學術機關的生命線，如果一個學術機關、學術團體沒有自己的學術刊物，它也就難以存在了。為此，他想盡了一切辦法要在最困難的情況下，恢複這一刊物。在他的倡導下，學社的同仁也都積極響應，一起動手，同心協力。這件事給我的印象是極為深刻的。那時李莊根本沒有白報紙、新聞紙之類的紙張，也沒有鉛字，更談不上銅版、鉛版和裝訂機具之類的東西，有的隻是土紙和大石版的石印。就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七卷還是問世了。我們是用藥紙、藥水手寫石印，不僅有文字，而且還有平、立、剖的墨線圖，照片也是用描繪的方法予以石印的，從設計版式、抄寫文字、描繪線圖和照片，到石印、折頁、裝訂成書，完全都是學社同仁一手完成的。值得稱道的是在思成先生的倡導和親自動手之下，學社全體同仁包括臥病在床的林徽因先生及老人、婦女、小孩都參加了這項工作。我們今天翻開七卷兩期的土紙“彙刊”，可以看到當時在學社的劉致平、莫宗江、盧繩、王世襄等人的筆跡。自己的文章自己抄寫、印製、裝訂，可說是徹底的自力更生了。我在這兩本書內抄寫的文字和描繪的圖紙也不少。思成先生的五台山佛光寺詳細調查報告文字和圖，大都是由我抄寫和描繪的。這種實幹苦幹的精神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很有意義。在工作的過程中，思成老師又給了我許多的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