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康有為為首的思想家們，公然對清朝用慣了的毒品大搖其頭，拿陸王來對抗程朱，拿今文來對抗古文，拿學校和策論來對抗科舉和八股，所有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掛上孔聖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變成托古改製，拿孔子來對抗孔子，因此，減輕了非聖無法的壓力。當時一整套毒品，受到了巨大的衝蕩，知識分子從此在封建思想界添加了一些資本主義思想，比起完全的封建思想來說，應該是前進了一步。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是通過戊戌變法這一場資產階級思想的啟蒙運動而進行的，在向進步的西方和日本學習的思想指導下，維新派思想家紛紛著書立說，闡發資產階級思想和近代科學文化。康有為一麵聚徒講學，宣傳維新思想，培養維新人才，一麵從事變法理論的研究，他還與今文經學家廖平晤談，獲得很大啟發，多年苦思之“道”一旦豁然貫通。他融彙今文經學的“三世”、“三統”說，儒家學說中的小康、大同思想，以及他的理解，吸收的西方曆史，政治社會學說和進化觀念，構築成自己的變法理論體；並向維護封建專製的僵化的“舊學”進行挑戰，寫出有“火山大噴發”、“颶風”、“地震”之稱的代表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宣傳變法“改製考”的思想，在政治上打擊“恪守祖訓”的封建頑固派，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作了輿論準備。
《新學偽經考》，又名《偽經考》，十四卷，初刊於1891年，它和《孔子改製考》都是康有為打著公羊派的旗號，宣揚托古改製思想的重要著作。《新學偽經考》著重從經學方麵進行論述，對傳統的“古文”經學展開猛烈的攻擊，康有為認為，曆代封建統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經典，如《周禮》、《逸禮》、《古文尚書》、《左傳》、《毛詩》等都是西漢末年劉歆偽造的，因此都是“偽經”。而劉歆製造偽經的目的，是為了幫助王莽篡奪西漢的政權、建立國號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經學是新莽一朝之學，隻能稱之“新學”。
清代的今文經學家劉逢祿、龔自珍、魏源、邵懿辰等早就對劉歆及一些古文經傳發動過攻擊，清末的廖平更撰《古文學考》、《知聖篇》、《辟劉篇》，主張今文經是孔子的真經，古文經是劉歆竄改過的，而康有為繼承和發展了廖氏的學說，對所有古文經進行徹底的否定和批判，在學術上，攻破了古文經學“述而不作”的舊說，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擊了“恪守祖訓”，不願變法的封建頑固派，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作了輿論準備。
《新學偽經考》在廣州出版後，各省紛紛翻印，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震動，1894年夏曆七月，禦史安維峻彈劾康有為“非聖無法，同少正卯，聖世不容，請焚《新學偽經考》，而禁粵士從學”。兩廣總督李瀚章令康有為將此書自行焚毀，戊戌政變後，又曾兩度被禁，由此可見《新學偽經考》在政治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了。
《新學偽經考》序裏說明了書名中“新學”偽經之所指。作者認為東漢以來經學，多出劉歆偽造，“始偽偽，亂聖製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所以叫做偽經，劉歆“飾經佐篡”，身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學，與孔子無涉，所以叫作新學，他攻擊“新學”，指斥偽經，認為這是一切惡行敗德的罪魁禍首：“於是奪孔子之經以與周公，而抑孔子為傳，於是掃孔子改製之聖法，而且為斷爛朝報。六經顛倒，亂於非種；聖製埋瘞，淪於霧霧；天地反常，日月變色。以孔子天命大聖，風載四百，地猶中夏，蒙難遘閔，乃至此極，豈不異哉？日後世之大禍，日任奄寺，廣女色，人主奢縱，權臣篡盜，是嚐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無有是，而皆自劉歆開之，是上為聖經之篡賊，下之國家之鳩毒者也，夫始於盜篡者終於即真，始稱偽朝者後為正統，司馬盜魏，嵇紹忠；曹節矯製，張奐賣。”
所以作者“不量綿薄”，也要“推為盜”，以“雪先聖之沉冤，出諸儒於雲霧者”。
《新學偽經考》光緒十七年廣州康氏萬木草堂刊本，接著，“各省皆”縮印，曾見“光緒帝卯年暮春武林望雲樓石印本”，1894年，遭清政府焚毀。1917年重新刻本出版，改名《偽經考》，書前有題詞：“光緒帝印，初刊於廣州：各省五縮印，甲午奉旨毀板；戊戌、庚子兩次奉偽旨毀板，丁巳冬重刊於京城，戊午秋七月成，更記。”1931年有北平文化學社鉛字排印本，1936年有商務印書館的國學基書本。
康有為與天人之學
康有為自命是一個善觀風水的堪輿家，屢因風水而購地建屋及修墓。1916年起，康有為幾次去江蘇茅山，看到幾處地方風水很好，購了幾百畝山地，作為母親勞連枝、弟弟康廣仁及三太太何旃理的墓地。他為了母親的安葬，花了不少時間，尋找具有氣土特征的正穴，並在句容縣（現為居容市）開辟了一個農場。可是他辦的述農公司（取其祖父號述之的“述”，取其父親號少農之“農”）卻失敗了。
1923年康有為遊青島，當時青島市長趙琪（軍閥張宗昌的部屬）招待康有為住入提督樓。康有為看上了這個好去處，就決定租賃；過了一年多又買了下來，改名“天遊園”。此後每年夏天率親屬子女來青島避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