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為人解冤
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許多人的思維，依然是戰爭年代的模式，一切都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所有的問題都想靠運動解決。陶勇剛調到艦隊，就遇上了“三反”運動，不少單位抓了不少“老虎”，有的單位還以捉出的“老虎”多而自豪。陶勇知道後心中很不安，在多次會議上，他列舉了一些事例，說明反貪汙打“老虎”，一定要實事求是，不可捕風捉影，主觀推測。他說：“見風就是雨，想當然辦事，就往往會搞錯。”
他舉的例子中就有東海艦隊後勤部副部長張渭清的事。在抗戰期間，張渭清為蘇中解放區和新四軍一師的物資供應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電影《51號兵站》中小老大的原型就是他。1952年他當科長時，在“三反”運動中被錯誤鬥爭，並坐了多年牢。陶勇一直關心著這件事。到北京海軍大院開會，他專門找當時的海政主任段德彰談這個問題，要求對張渭清的問題一風吹，徹底平反。當時段德彰根據一些書麵的材料，不太同意陶勇的意見，後來事實證明，陶勇是對的。
1957年反右派鬥爭，有的單位竟按百分比攤派“右派”名額。陶勇極不讚成，指示立即糾正。他說：“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不是每個單位都有‘右派’，沒有就不要硬抓，不能因為人家說了幾句過頭話，提了點尖銳意見，就給人家帶上‘右派’帽子。即使人家犯了一點錯誤，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嘛！”
有一天，陶勇在辦公樓走廊裏遇到五支隊副支隊長曾麥溪，見他一臉晦氣，便問他有什麼事。看他有話想說而又隱忍不言，就叫他上辦公室，坐下後，陶勇含笑問道：“老曾啊，有什麼事，可談談嘛！”
曾麥溪被陶勇的坦誠所觸動，原來那種抵觸抗爭的情緒突然消失，隱忍委屈的心情難以控製，猛然間流淚不止，欲言而詞不達意。陶勇見他情緒激動，未加任何指責，而是耐心地等待了好久。待他情緒稍微平靜之後，才說：“今天，看來你是說不下去了。有什麼問題，應本著有錯誤就承認檢討，對錯誤負責。沒有的事，不要亂說。相信黨組織最後會實事求是處理的。”而後，專門派車將其送回。
原來，反右運動中，曾麥溪在會上對本支隊幾個大隊幹部被劃成右派提了不同意見，建議減輕給個出路，竟被說成是“右派辯護士”“右派保護傘”而受到批判，再三解釋，不但無濟於事，反而更糟，因而內心十分痛苦。經陶勇開導，他心裏舒暢了。這次與陶勇的不期而遇，讓他終生難忘。他常常感慨萬端：是陶司令，在冷若冰霜的日子裏給他溫暖；是陶司令，在橫眉冷對的環境中給他微笑；是陶司令，在是非難辨的困惑中給他指路。
1958年“大躍進”時，海軍黨委在北京三座門（中央軍委所在地）開全會，休會期間，與會人員到天津參觀畝產數萬斤稻的衛星田。當陶勇了解到這是把許多已穗灌漿的禾苗集中移植到衛星田裏的情況後，氣憤地罵了起來：“這不是實事求是，是吹牛，是浮誇風，簡直是自己騙自己！”
陶勇對毛澤東的崇敬自不必說，可他並不讚成林彪關於“毛主席的指示句句是真理”的說法。有人向他彙報工作時，在講完成績和缺點後總喜歡加上一句，“這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陶勇就不愛聽這句話。他常常打斷彙報者的話說：“即使是一個指頭的毛病，也得尖銳地提出來，限期改正，絕不能用九個指頭來掩蓋一個指頭。”他對“大躍進”的浮誇風十分反感。有一次，原國民黨起義海軍、被陶勇調到辦公室來的航海業務長戴熙愉到他的房間彙報工作時，陶勇突然問他：“地瓜分三層栽，南瓜地裏長玉米，你可相信？”當時，由於戴熙愉不明白他問話的用意，一時竟不知如何答對。等到“文化大革命”中陶勇受迫害之後，才明白他當時就反對那種浮誇風。
據戴熙愉的妻子講，1955年，戴在肅反運動中被當做對象審查時，有一次她打電話要求去探望他，這個電話不知怎的轉到了陶勇的辦公室。她聽到陶勇的聲音在問：“怎麼，戴熙愉的事還沒有完？”不久，組織上就給戴做出了“一般政曆問題，繼續留隊使用”的結論。另外，陶勇對戴的入黨及軍銜、職務提升等問題，也很關心。他對這些舊海軍出身的幹部，很少用刻板的言辭來教訓人，總是通過他的一言一行，把黨的好作風傳過去。
1964年下半年，全國開展聲勢浩大的“四清”運動。9月5日，正在上海出差的寧波海軍四一二醫院外科主任牟敦磊，突然被關押起來，要他交代隱瞞家庭出身等問題。牟敦磊一時傻了眼：家庭情況早在土改運動時就已如實向組織交代過了；況且他本人和其他兄妹三人都是從小就由繼母帶大，一直過著貧苦的生活，17歲時他就參加了八路軍，哪有什麼隱瞞家庭出身一說？他把這些情況如實地寫出，可辦案人員根本不相信，反而說他態度不老實。牟敦磊後來漸漸明白了，是有人誣告他。在他被關押三個月後，被宣判為“混入部隊的階級異己分子”，並做出了“開除黨籍，剝奪少校軍銜，解送回原籍勞動”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