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謎底的結論
在朱嵐被迫害致死之前，陳毅在一次國務院會議上，見到陶勇的老戰友彭德清，專門問道：“陶勇同誌慘死後，他家屬情況怎樣？對他的慘死，你們一定要把它搞清楚，以慰忠魂！有事找找粟司令，他現在還行，尚能說句話。”
然而，還未等彭德清把事情搞清，自己就被造反派戴上了羅瑞卿、蘇振華、陶勇死黨以及叛徒特務的帽子，關進了牢房，一關就是三年多。在監獄裏，彭德清時常憶起與陶勇相處的日日夜夜。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一次夢中又與陶勇下起棋來，第一局陶勇贏，第二局他贏，第三局和棋。這是他倆下棋的老格局。1972年的一個夜晚，那是他獄中的最後一個夢境：入睡不久，就聽陶勇的警衛員來對他說有敵情，叫他和梅嘉生快到陶勇處，他一蹬腳起床，披上衣服急急奔去，出門時絆了一跤，頓時驚醒。醒後，久久不能入睡，一直回憶著那段夢。
1968年，粟裕向周恩來彙報陶勇的冤情，周恩來痛惜地說：“陶勇同誌打日本帝國主義那麼堅決，說他是‘日本特務’，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嘛！”陳毅感慨萬端地對張茜說：“葉、王、陶，就是陶勇不在了，可痛可惜！陶勇不可能是自殺，他的死大有問題，總有一天我要麵陳毛主席，把這個問題說清楚。”此時的許世友一直處於激動而迷惘、緊張而憂慮之中。有一天，門衛來電話，保衛人員接過電話向許世友報告說：“司令員，有人要見你。”
“不見！”許世友吼了一聲，在屋裏背著手踱步。
“是陶勇的四個孩子。”保衛幹事小聲補充道。
“嗯？”許世友一愣，迅速朝自己的孩子揮揮手，“你們去，把他們接進來。”
陶勇的這四個孩子最大的才高中畢業，沒有工作，這才失魂落魄地到了許世友家。他們惶惶地穿過庭院，見到了許世友，立即放聲大哭：“許伯伯，救救我們吧！”
許世友仍然倒背著手，對孩子們說：“什麼叛徒、特務，都是胡說八道！你們爸爸我最了解，他是好樣的！”他急踱一陣步，又叉開腿站在屋中央，吼聲如雷：“不要怕，我這裏是‘紅色保險箱’！”
許世友把有關負責人叫來，對他說：“陶勇和我一塊出來革命，外麵說什麼我不管，他落了難，他的孩子就是我孩子，我偏要管！”
負責人想了一下說：“是不是在地方上給他們找個工作。”
許世友搖了搖頭：“放在地方上不行，會遭造反派迫害。要放紅色保險箱，叫他們統統參軍。”
負責人為難起來：“許司令啊，你可能不知道，今年不招兵啊。”
“我不管！”許世友又吼了一聲，“他們不招，我的部隊招。把那些落難幹部的娃娃都給我招進來，鎖進我的‘紅色保險箱’！”
就這樣，包括張小勇等四十多名落難幹部子弟都穿上了軍裝，男的到句容坦克團，女的到南京軍區後方醫院。
“文化大革命”後期，從事外交工作的韓念龍陪西哈努克訪問南京，同許世友談起陶勇的問題，許憤憤地說：“陶勇是我的部下，我當師長時他是營長，放牛娃出身，很小參加紅軍，一直在革命隊伍裏長大。”緊接著又說：“陶勇的幾個孩子，我都通通管起來了，把他們放在部隊裏當兵。”
1971年林彪集團垮台以後，周恩來再次念及陶勇。他說：“張學思、陶勇同誌都是精通海軍業務，又能親自出海的領導幹部，但是都被林彪反黨集團迫害死了，很可惜呀！”遺憾的是，多少年過去了，陶勇致死的謎底，一直未能查個水落石出，給人留下了種種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