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扣上了右傾的帽子
★“他們不是‘AB團’，是革命的忠誠戰士”
★“將他們反複審查，那部隊還不亂了套”
★“落井下石，也得有石頭啊！”
★“我有一副黨和人民給的眼鏡”
有人說，黃克誠一生堅持真理，在重大曆史關頭堅持真理多達十次，並因此屢被降職，從師政治委員降為團政治委員、偵察科長、營政治委員，從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再降為副省長賦閑，“是降職最多的人”。
縱觀其一生，他麵對真理，寧折翼而不願屈服；麵對降職，坦然處之而“不思悔改”。有人寫詩稱讚：
黨內誇剛正，人推黃克誠。
奮鬥仗精誠，最佩正氣雄。
湘水映奇誌，蘇北抗寇戎。
直言誇遠視，勇諫膽氣生。
幾憶上書事，廬山辨奸忠。
雙肩擔道義，隻手補無功。
八秩遺篇在，長思念無窮。
這正是黃克誠品格的真實寫照！
被扣上了右傾的帽子
在八一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第一槍後，我們黨開始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但如何正確堅持和執行這一道路，黨內先後出現了幾次大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瞿秋白盲動主義，“立三路線”和王明、李德、博古的軍事教條主義，給革命造成了巨大損失。
在“左”傾路線把持中央的日子裏，黃克誠作為一個中高級軍官，盡自己的力量進行了堅決的抵製。大革命失敗後，首先提出不應在敵強我弱的時候搞暴動；領導湘南暴動後，與殺光、燒光的“左”傾政策作了堅決的鬥爭；到紅三軍團後，不時與攻打大城市的做法作抗拒；第五次反“圍剿”期間，與“保衛蘇區每一寸土地”、“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思想作抵製；長征路上，他與極端的“紀律整頓”和“審幹”做法相違逆；抗日戰爭期間，他反對“搶救”運動。
黃克誠屢次冒犯中央決定和向上級領導提出相左建議，這些建議後雖證明是正確的，但不少幹部認為他思想右傾。從此，黃克誠被扣上了右傾的帽子。
試舉1932年廣昌會議為例。廣昌會議是紅三軍團政治部安排專門批判黃克誠執行右傾路線的會議。會議的背景是，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了批判，認為他是“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搖羽毛扇子的方法指揮作戰，並且“不尊重黨的領導機關”。同時，會議重申了臨時中央7月21日給蘇區中央局“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指示，要求部隊應當堅決予以執行。且會議不顧周恩來、王稼祥等前方軍事領導人的反對，決定將毛澤東“召回後方”，專做政府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同誌代理”。
毛澤東失去了軍權。
寧都會議激起的餘波很快落到了黃克誠頭上。
紅三軍團駐地——廣昌，充滿了火藥味，一場批判黃克誠的會議開始了。
會議由軍團政治部組織召開。有人提出，黃克誠一貫“右傾”，多次反對紅軍攻打中心城市，對抗中央路線，而且主張打“土圍子”，擴大蘇區，這些主張簡直是毛澤東的翻版。
黃克誠聽到寧都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遭到批判，並離開紅一方麵軍的消息，忘記了自己也在受批判，對會議上的觀點進行了又一次反對。
他認為，紅軍三次反“圍剿”，采取了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等正確的戰略戰術，取得了完全勝利，這是全軍將士有目共睹的事實。毛澤東之所以在紅一方麵軍全體將士麵前享有很高的威信，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是一個重要原因。至於反對攻打中心城市，又有什麼錯誤？中央關於奪取中心城市的計劃在目前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是很不現實的。湘南暴動開始時何等壯烈，但是，經過冒進湘南，遠離根據地，一味攻打縣城，八千湘南子弟所剩無幾！事實上，二打長沙的失敗，贛州之圍的徒勞無功，三千紅軍將士血染沙場，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毛委員反對攻打中心城市難道不對嗎？
他不僅拒絕檢討自己的“錯誤”，而且直言不諱地批評批判他的人推行的是“左”傾盲動主義，並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對自己的集中批判麵前，黃克誠再次表現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堅持真理、剛直不阿的革命情懷，他已完全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黃克誠的表現使他再次被降職。上級認為黃克誠態度不好，一再頑固地堅持錯誤，已經不適宜帶兵，於是撤銷了黃克誠紅三師政治委員的職務，調任紅三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幾天之後他又被調任教導營政治委員。這樣，幾天之內，黃克誠被連撤兩職。黃克誠對此泰然處之，仍然勤懇紮實地在教導營工作，並沒有因為遭受批評與降職而鬧情緒。
第五次反圍剿期間，黃克誠對李德的瞎指揮不滿，擔憂紅軍的前途，憤然說“短促突擊、紅軍送死”。不料有人把黃克誠的這些牢騷話向上級報告了，彭德懷聽說此事，把黃克誠叫了來：“再提意見，你就要被攆出紅軍了。”彭德懷私下裏欣賞這位耿直的老部下，忍不住出言勸慰。黃克誠坦然答道：“我又不是啞巴，豈能有話不說。”彭德懷笑了：“暫時少說是為了爭取多說。你少說，我多說。你要是不停地說，很快人家就一句也不讓你說。”黃克誠痛心疾首地說道：“如果繼續照這樣打下去，必將斷送中央革命根據地和紅一方麵軍！”
就這樣，在“左”傾教條主義把持軍隊期間，黃克誠不停地遭到“右傾”的批判，但他又不停地對“左”傾的做法進行抵製和反對，完全不顧個人安危！“他們不是‘AB團’，是革命的忠誠戰士！”
1 930年上半年開始，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了肅清反革命運動。在紅一方麵軍內部也開始了肅反打“AB團”的鬥爭。
“AB團”是蔣介石指使並授意國民黨右派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秘密組織。“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爾什維克）的縮寫，該組織早在1927年就已經解體。但是，黨內一些“左”傾思想嚴重的同誌，發現了個別“AB團”分子在蘇區活動，遂如臨大敵，在蘇區和紅軍中大搞肅反打“AB團”，使得肅反嚴重擴大化。
1930年1 2月，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根據一些人在刑訊逼供下搞出的假口供，派總政治部政務處長李韶九到紅二十軍進行肅清“AB團”的鬥爭。但李韶九在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特委大搞刑訊逼供，致使不少人屈打成招，致使紅二十軍少數領導人眼見自己也將被錯定為反革命並遭逮捕。他們對李韶九的做法極其不滿，便在12月12日帶領隊伍包圍了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扣留李韶九，釋放了被錯捕的近百名同誌，提出了“分裂紅一方麵軍領導”的錯誤口號，將二十軍拉往贛江以西地區，導演出了震驚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的發生，在紅一方麵軍和黨內引起極大震動，推動中央政治局、紅一方麵軍總前委錯誤地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裏應外合、公開叛變的“反革命行動”。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及方麵軍負責人相繼發表宣言和公開信，要求有關方麵進行堅決進攻和鎮壓。
軍隊中肅反打“AB團”的鬥爭旋即擴大開來。一些“左”傾思想嚴重的領導同誌，甚至命令各部隊成立專門“肅反委員會”，指令各部隊必須抓出多少名“AB團”分子，致使一股可怕的肅反風在紅軍中蔓延開來。不少部隊開始搞逼供信，供出一個，殺掉一個，甚至連隊也有權殺人了。結果，“AB團”越抓越多，越殺越多。
黃克誠作為第四師第三團的政委，也一度成為團肅反委員會主任。但是，隨著肅反工作的深入進行，黃克誠越來越覺得不對頭。他反問自己：“AB團”越抓越多，那麼多反革命混在隊伍中，紅軍怎麼還能夠取得修水、長沙、吉安一係列戰鬥的勝利？特別是這些“反革命”還能勇猛衝鋒、出生人死？！認識到問題之後，黃克誠就在紅三師開始了堅決的糾正和抵製。
第三次反“圍剿”前後，第二次大規模肅反打“AB團”運動又開始了。上級抓捕所謂“AB團”分子的命令下達後，他總是拒絕執行，不肯輕易捕人。即便如此，肅反委員會畢竟大權在握，不顧黃克誠反對，在紅三師還是“肅”掉了一批所謂的“AB團”分子。三師不少優秀的幹部，如組織科長周鑒、政務科長盛農、宣傳科長何篤才等先後罹難。黃克誠聞訊，深為痛心，但僅僅借助於抵製和拒絕執行命令，並不起多大作用。黃克誠決心，不管承受多大的壓力，也要盡可能保護那些無辜蒙冤的同誌。至於個人的安危，顧不了那麼多了！
他找到肅反委員會，極力申辯：“以前是說地主富農鑽進革命陣營破壞革命，要進行階級決戰，可是在你們所要抓捕的人當中，沒有一個是地主富農，全都是經過我們自己培養起來的幹部，他們怎麼會是反革命呢？”肅反委員會的人個個一臉嚴肅，一邊揮舞著名單，一邊有恃無恐地大聲說道：“已經有人供出他們了，一定要把他們抓起來審查！”黃克誠的意見他們拒絕接受，反而責令他盡快按名單抓捕“AB團”。
黃克誠無可親何。情急之下，他先派人悄悄告訴了這些所謂的“AB團”分子，讓他們暫時上山躲藏起來。每天，黃克誠都派人悄悄上山給這些人送飯吃，並叮囑他們千萬不要下山，以免被肅反委員會的人發現。當肅反委員會來抓人時，他們才發覺紅三師的“AB團”分子蹤影皆無！他們隻好空手而歸。沒有不透風的牆。僅僅過了十多天，事情就被肅反委員會察覺了。有幾名同誌被肅反委員會派來的人抓住了，僅隔數日便被殺掉了。
黃克誠這次一反常態，氣衝衝闖進了肅反委員會辦公室。
“為什麼要濫殺無辜？”黃克誠質問肅反委員會的人，“他們不是什麼‘AB團’，是革命的忠誠戰士，黨的好幹部！”“你們這是幹了件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黃克誠，你要注意立場！”有人站出來，指名道姓說。
“什麼立場？他們明知自己上了名單，一旦被你們抓到就活不成了，還照樣勇猛殺敵，衝鋒陷陣，有這樣的‘AB團’嗎？”黃克誠據理反駁，義正辭嚴。
肅反委員會的人早就對黃克誠有所不滿了，認為他一直對肅反打“AB團”有意見，態度消極，上次肅反隻打掉了百把人，這次更是抵製肅反委員會抓人。因而，肅反委員會的人把矛頭指向了黃克誠，指責他肅反態度消極，雙方大吵了一通。
就在他暗自悔恨沒有保護好這些同誌時，厄運已向他襲來了。
沒幾天，肅反委員會派人來紅三師，將黃克誠抓了起來，進行所謂“審查”。理由是：黃克誠這個人有問題，一貫右傾，有“AB團”之嫌疑。
黃克誠被抓的消息很快被彭德懷知道了。這位正直的紅軍高級將領禁不住拍案而起，他大聲質問肅反委員會：“你們憑什麼抓捕我的師政治委員？”肅反委員會的人麵對彭德懷的質問，拿不出黃克誠是“AB團”的證據，隻好解釋：“黃克誠在肅反問題上表現右傾，是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右傾？”彭德懷嚴肅地說道，“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可以鬥爭嘛，不應該用捕殺的辦法！”肅反委員會理屈詞窮，無言以對。於是，他們又將黃克誠釋放了。
不過，撤銷了黃克誠師政治委員一職，並且不準他再帶兵，到軍團司令部當了個秘書。
對自己先是被抓，然後又很快被放出來，黃克誠並沒有仔細思考內中緣由，畢竟是戰爭年代，哪裏有時間計較個人得失呢。黃克誠毫不知曉是彭德懷在關鍵時刻救了他，彭德懷一向光明磊落、正直無私，因而也沒有向黃克誠談論此事。這件不能稱其為秘密的“秘密”，在兩個人之間隱藏了二十餘年，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兩人同時遭到批判時才被揭露出來。
調到軍團司令部不久，黃克誠便被派往尋烏調查肅反打“AB團”的情況。結果發現，蘇區各根據地也搞起了肅反運動，不少優秀的地方幹部被“肅”掉了。尋烏打“AB團”鬧得人心惶惶，很多人無辜受難，老百姓對此心中有氣，十分不滿，對紅軍也采取了消極冷淡的態度。
黃克誠了解到這些情況後，心情十分沉重。回到軍團部，他將在尋烏的所見所聞向軍團前委一一作了彙報，並動情地對前委領導說：“我們不能再搞自相殘殺的蠢事情了！否則，我們將變成孤家寡人。”
後來，主力紅軍長征之後，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部隊無法堅持，這除了敵人的“圍剿”封鎖之外，還與打“AB團”擴大化而脫離了蘇區的人民群眾有很大的關係。
1931年12月，周恩來進人中央革命根據地，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在他親自主持下，蘇區中央局作出了《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使肅反擴大化的趨勢一度有所抑製。就在這時，黃克誠再次被起用，被派往紅三軍團第一師擔任政治委員。
“將他們反複審查，那部隊還不亂了套！”
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延安幹部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動員報告，要求對全黨幹部進行一次組織審查，掀起了所謂“搶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