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傳劉備傳趙匡胤傳朱元璋傳（超值金版）-正文第71章集權(10)

宋太祖尊重法治，但並不是一味地嚴法、苛法。他以仁治天下，在尊重法律的同時，也講人之常情，做到法製與道德的雙結合。這裏有個故事：宋太祖登基的第二年間，在金州安康郡(今陝西安康)有個叫馬從記的百姓，妻子早死，留下他和兒子馬漢惠。後來馬從記又續弦，娶一寡婦，帶來一位男孩，馬從記為他取名馬再從。馬從記的親生兒子馬漢惠長大以後，品行不端，道德敗壞，逞強為霸，橫行鄉裏。繼弟馬再從因看不過馬漢惠的所作所為，經常加以勸告，馬漢惠竟將繼弟馬再從殘害至死。做父親的馬從記十分氣憤，同全家人商量後，便與續妻共同殺死了殘暴的兒子馬漢惠。馬從記大義滅親，在封建社會裏可算是個忠良之人，因而受到鄉人的讚譽，但卻觸犯了刑法。因為從法律上來說，馬從記殺人就是犯罪，按律當斬。於是，金州防禦使仇超、判官左扶就將馬從記夫婦及全家人逮捕，以殺人罪斬殺了馬從記全家。馬從記因大義滅親殺死兒子馬漢惠，卻被官府斬殺之事在鄉裏反響很大，此事傳到朝中，被宋太祖知道了。他對金州官府的判決勃然大怒，斥道：“大義滅親，罪豈至死!”他從道德的觀念認為，馬漢惠橫行鄉裏、殘害繼弟的行為已經構成對社會秩序和倫理道德的破壞，罪當誅殺。其父母將馬漢惠殺死是大義滅親，雖然從法律程序上講不過去，但從情理上卻是行得通的。金州官府不問是非就將馬從記判死刑，是鑽了法律空子，故判定死罪，又將馬從記的全家誅殺，簡直是慘無人道。因此，宋太祖怒責金州官府故入死罪，草菅人命，立即命有關部門嚴肅查處，結果仇超和左扶等人都被杖流海島。宋太祖通過對金州大義滅親案的幹預，是讓地方官對判死刑的這類法律案件持慎重的態度，以防止下官草菅人命。為了使判處死刑的量刑做到程序規範化，宋太祖根據金州大義滅親案的處決不公、不合情理這一問題，專門發布了一道詔令：“對犯大辟需判處死刑的犯人，應當送所屬州、軍鞫(勘驗獄辭)處之，不得隨意處斷。”《道德經》中說：“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老子以自己的法製觀念，針對法規、法令說出了這樣的話，帶有極深的哲學色彩。他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法令越多，那麼社會上的盜賊就越多。如果沒有了盜賊，那麼就沒有法令了。但老子的意思並不是說沒有了法令，社會上也就沒有了盜賊，他這句話含有法令應謹慎，不要太多地限製人民，而使一些盜賊鑽法令的空子，依法犯法的本意。從上例來看，金州馬從記夫婦大義滅親，金州防禦使仇超和判官左扶就是依據殺人者死的法令，來武斷地判定馬從記夫婦及全家殺人，殺人者當死，從而使案情簡單化，草菅了人命。如果仇超等人對金州大義滅親案持慎重態度，進行詳細的審理，給馬從記定個越俎代庖罪而酌情輕判，且不罪及其他人，於情於理就順暢多了。如此，宋太祖決不會盛怒，而仇超等人也決不會被杖流海島了。在封建社會裏，由於皇帝本身就是法律，皇帝可以生活在法律之外。在這種體製下，官吏很少有法製意識，他們把皇帝的話當做是最高法律。所以宋太祖過問金州大義滅親案，又下詔不得隨意對死刑做處斷之後，各地方的司法審判官員，在地方上審案都十分謹慎，對案件不敢輕易判決，許多案子都要上奏聽從聖裁，而造成了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傾向，又使宋太祖哭笑不得。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是一件令他犯難的事，他很難解決這個矛盾，找不到症結，認識不到這種弊端緣自專製社會本身。他氣惱地方官吏沒有法製意識，唯皇帝之言為法製，他又很清楚地知道，地方的官吏這種做法無非是推卸責任，因此下詔對諸州道府進行了嚴厲批評，又下令讓地方司法部門“依法斷獄，毋得避事妄奏取裁，違者量罪停罰。”國家製定法律法規，一方麵要嚴厲打擊和製裁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另一方麵也要防止一些執法者依據法律法規辦客觀上犯法的事，宋太祖經常考慮這個問題。三國時對於法律的製定，在劉備和簡雍君臣之間有過討論。當時蜀國旱災，糧食歉收，於是劉備便下了禁酒令：釀造酒者以刑論處。當時有官吏從民家搜出釀造酒的工具，論罪要將這家藏釀具者與釀酒者一樣定罪。為了糾正偏頗，簡雍與劉備一塊兒外出遊觀景物時，見有一個男子行於道，簡雍借機說：“這個人欲行奸淫，怎麼不把他抓起來呢?”劉備說：“卿怎麼知道這個人要行奸淫呢?”簡雍正色答道：“這個人身上帶著淫具，與家中有釀酒具欲釀酒者是一個道理。”劉備知道簡雍的用意後大笑，因而將收藏釀酒具的人釋放。據法犯法，說明法規的解釋往往有不周全的地方，有漏洞，這是需要加以防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