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弊端，是它缺少理性。那根據是：其一，社會管理者缺少數字概念；其二，曆代思想家缺少邏輯思維。我們中國自古重視曆史。二十六史等史籍中所記人物、事件、體製、禮俗極多。但中國人雖然重視曆史，曆史上的著名社會管理者卻絕對缺少數字概念。自秦始皇之後，有名有姓的皇帝有數百人，有案可查的宰相有數千人，但在他們的頭腦中，數字概念少了，甚至可有可無，甚至一片空白。皇帝既不關心數字，臣子也就不關心數字。東麵發生旱災了，臣子焦急，上奏說“幹旱千裏，餓殍遍野”；西麵發生蝗災了，地方官緊張，又說“遮天蔽日，遺害無窮”。唯獨於數字二字不關心。“餓殍遍野”究竟是多少餓殍，人家沒說；“遺害無窮”又有怎樣的遺害，也沒有數字表現；但看那意思，雖沒有數字表現，也無須數字表現，臣子既不提數字，皇帝也不問數字。沒數沒字，就把事情——有時是天大的事情——給辦了。至於辦得如何，您放心，也不會有數字描述的。以至於我們這些讀史的人，大不易快要碰到數字了，但不知怎麼一滑，又給滑過去了。且說漢文帝登基，周勃做右丞相，陳平做左丞相。一日，文帝問周勃一年有多少刑事案件，周勃不知道；又問一年有多少錢穀收入，周勃也不知道。一問兩不知，周勃急得出汗。文帝也不勉強他，轉而詢問陳平刑事案件，回答說這件事該問廷尉；問錢穀收入，回答說這件事該問治粟內史。文帝驚訝：那麼，丞相管什麼呢？陳平回答，丞相的職責，是上佐陛下，下育萬物，內親百姓。文帝很高興，不覺稱“善”，認可這回答。然而，數字呢？究竟那一年有多少刑事案件，又有多少錢穀收入呢？人家陳平沒回答，文帝也沒再問，就算問了，史官也沒記載。但，大家都很滿意——雖無數字，但有精神。數字盡可休矣，精神萬壽無疆。管理者沒有數字概念，思想家缺少邏輯思維。所以孔孟之學，雖然影響極大，隻是直白道來，絕少邏輯演繹。以孔子為例，《論語》雖短，名言、警句比比皆在。然而並不重視內在邏輯關係。“朝聞道，夕死可也。”為什麼？聖人沒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為什麼？聖人又沒講；“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為什麼？聖人亦沒講。聖人的道理多多，留給讀者的為什麼同樣多多，但那答案，聖人大多沒說，沒說也有沒說的道理，這叫作“引而不發，躍如也”。為什麼？你幹嘛老問為什麼呀？更何況，聖人講的話，你硬不明白，證明你笨；你再三問四問，就是你錯。因為孔子學說有這樣的特點，所以後人讀孔子，有人認為“仁”是核心，有人認為“禮”是核心。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後世大儒，如孟軻，如荀況，其觀念與立論基礎大相徑庭，也就不足為怪了。孔子如此，老子亦如此。老子是最善於思辨的中國古代思想家，但他同樣不重視邏輯演繹，也不重視邏輯起點。雖然老子重道，百世無疑。然而這“道”是如何演繹出他整個學說體係的，卻是千尋萬覓而不得要領。況且，自漢代以後的約2000年時間，人們隻聞《道德經》，不聞《德道經》，但看長沙馬王堆的發現，卻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於是先前的種種解釋，卻又發生困難。不僅孔子、老子，就是墨子、莊子、孫子、公孫龍子，在思維邏輯的層麵上或有小差異，並無大區別。墨子顯然是最重視邏輯的，但整體觀之，那邏輯與西方邏輯學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語。公孫龍子則是最擅長思辨的，然而那思辨至少與古希臘諸位哲學人物相比，又絕非一個路數。所以中國古來雖然有大思想家，卻沒有大哲學家；雖然有無窮智慧，卻沒有規範體係；雖然有高深見解，卻沒有嚴密邏輯；不但沒有嚴密邏輯和邏輯學，甚至連學科概念也不存在。孔子時代尚有六藝之學，到了後來，孔孟之道統領一切，《樂》也沒了，《易》也變了。漢代沉浸於古文今文之爭；唐代沉浸於儒、道、佛三家排名論次；宋明理學號稱新儒學，論到邏輯、體係與分科，同樣“罔顧左右而言它”，不曾言之，不能言之，亦不屑言之。西方哲學家則不同。他們著書立說，總是要有邏輯起點的，總是要建立學術規範與學術體係的，而且重視分科。這傳統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臘哲學。中世紀哲學雖受神學影響極大，那樣式也未從根本上丟失；而西方近代哲學在這個層麵尤其表現優異。西方近代哲學最具影響力的，還是其理性品質。大而言之，西方近代哲學即理性哲學。理性高於神性，不是把理性宗教化，而是理性自有邏輯在。合邏輯者存，不合邏輯者亡，縱然是至高無上的上帝，不合邏輯，也一樣不承認你。西方近代的那些經典哲學家雖然持論不同，立論有異，但在理性思維方麵，都是非常傑出的人物。他們才是真的“一以貫之”的邏輯演繹者。如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洛克的“白板說”，斯賓諾莎的“實體說”，貝克萊的“存在即是被感知”，萊布尼茲的“單子論”與“充足理由律”，直到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等，走的全是理性思維之路。西方人重視理性，不見得全是優點，所以自西方現代哲學起，理性哲學遇到種種挑戰，後現代主義時興之後，連結構主義都遇到麻煩。你有理性，人家就反對理性；你講結構，人家就講解構。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上帝死了還有超人。後現代主義幹脆宣布，不但上帝死了，超人沒了，連人都死了，連文本都死了。然而，推崇理性雖然不見得全是好事情，但缺乏理性卻絕對是壞事情。因此，我堅持認為：現代中國人尤其是21世紀的中國人想問題、做學問非補理性這一課不可。一是中國味，因為漢語是我們文化的根；二是理性思維；三是後現代，你可以不同意後現代，但不能不知道它。如果這個邏輯可以成立，那麼，《改變世界的人文大師們》一書便有可能成為了解西方理性傳統的一個入門。我希望它成為一個入門。從我本人的經驗看，我也是由此而入門的。而且我想說：從這個入門處觀察西方文明，或許是一個捷徑也未可知。史仲文2005年12月20日寫於北方工業大學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