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顧憲成，江蘇無錫人，萬曆八年進士，曆任戶、吏二部主事、性格剛直，遇事敢言，惹怒了魏忠賢，魏忠賢罷了顧憲成，將顧憲成趕出了京城。顧憲成回到故裏，卻與好友高攀龍一起創辦東林書院，主講程、朱正學，而倡“知本”、“立誌”整肅習氣之學風，以“窮理察物”明辨慎思，身體力行，以達到興邦安國的目的，這是求學之道，也是為培養人才的模式，這與嶽麓書院“致君澤民，傳道以濟斯民”的模式遙呼相應。高舉“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大旗，與“兩眼不觀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王學末流背道而立。議論朝政，反對閹黨，以維護國本，因此受到朝廷閹黨的迫害。
顧憲成被腰斬於市，高攀龍跳河自盡，書院遭到封拆，禁留片瓦塊磚。
就在魏忠賢之權勢登峰造極的時候，天啟七年八月，熹宗病逝，崇禎皇帝繼位。崇禎帝為了鞏固帝位而發起清除閹黨勢力。一天崇禎帝臨朝，貢生錢熹征上奏：“稟告皇上：微臣啟奏魏賊忠賢三十四罪，其罪行有：自行擬旨，擅權亂政；斥逐直臣，重用私黨；親疏加恩蔭；利用東廠，陷害忠良；窮奢極侈，罪該萬死……”
崇禎帝聽完啟奏後將魏忠賢貶往鳳陽，三天以後，又下令逮捕，行進到阜城的魏忠賢獲知風聲，遂於晚上白縊而死。
崇禎皇帝在罷免了魏忠賢以後，著手對顧憲成、高攀龍以及被魏忠賢迫害致死的東林黨人進行平反昭雪。追贈了顧憲成為“端文”，對高攀龍的子孫有所重用。高世泰，就是在此情況下中了進士，作了湖廣‘學道的。他所宗亦為程、朱，更兼家學淵源，對王學末流的空泛誤國表示了極大的反對。他登嶽麓講壇，對那些空發議論的講學者，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任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隻管講學快活過日。這樣講學，又有何益？”
卻說王夫之，入了嶽麓書院以後，先是接受了吳道行的湖湘之道；高世泰的登壇，又從中領略了東林學派的辦學主張，眼界大開。比起當年蝸居鄉裏，從父而學以及入縣學從師而遊的境況，眼界與心境也就開闊了更多。他深諳了湖湘正學“致君澤民，經世濟國”的宗旨，更兼了東林黨人“諷議朝政”剛直不阿的學風。自高世泰講學以後，因高世泰對王學末流的猛烈抨擊，結合了當時國難與民族危機的實際，大聲地進行了呼號與呐喊，把東林學風帶到了嶽麓書院。本來東林學風與嶽麓辦學宗旨就有異曲同工之妙，經他如此一結合，更賦予嶽麓書院傳統學風以嶄新的內容，如當年張厚主講書院之時，賦予湖湘學以民族的內涵一般。湖湘學，經過吳道行的經營，已經正本清源，更具經世濟民之功用。聽了高世泰講學，王夫之為高氏的憂國憂民的精神所感動，於是邀了郭鳳蹌、管嗣裘、文之勇等人，結了一個行社，宗旨就為“切中時弊，匡複社稷”，因此將行社名為“匡社”，所謂“匡”就是要匡扶那搖搖欲墜的明王朝也。因明王室的無所作為，更是與農民義軍為敵，大規模調兵鎮壓，寵大的軍費開支及皇室生活糜爛腐化，各種賦稅不斷提高，連年的戰禍，頻繁的天災造成物質的匱乏，大商巨賈的壟斷與囤積，更造成了國內經濟的蕭條，無休止的通貨膨脹，使得一般的中小地主破產，民眾赤貧。於是，張獻忠舉起“打富濟貧”的旗號，每到一處，攻了州府，就打開官倉賑災濟民，打擊地方劣紳，均衡土地，讓那些衣食無著的農民得到了好處。因此，他的行動綱領，深得民眾歡迎，受壓迫受剝削已久的農民，突然覺得從天上掉下了一個極大的餡餅，得以分食，豈有不歡Ⅱ乎之理，豈有不服從之理？因此，張獻忠的隊伍很快壯大，一路勢如破竹。“匡社”的學子，有感於此，曾向潭州知府呈文，一方麵要求知府備戰，另一方麵請求撫民。他們分析，其實天下的財富並沒有增多，但為什麼張獻忠能如此讓人食有糧，穿有衣，用有度呢，隻是因為他認識到了民心對於戰爭的重要性。“得民心者得天下也！”而此刻要得民心，就得給民以實惠，讓其食有糧，穿有衣，用有度。要求知府開倉放糧，以濟災民，打擊囤積天下之物的奸商巨賈，平抑市場。但他們的建議，並沒有得到知府肯定，知府以上奏了朝廷等待朝廷的旨意為藉口，很“客氣”地將他們打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