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世紀社成立不久，國際國內的政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蘇聯紅軍出兵東三省，開辟了抗日的新戰場，以摧枯拉朽之勢，使得東三省的日寇沒有喘息的機會。南方的日寇亦在共產黨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打擊下，節節敗退，特別是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更是神出鬼沒，“麻雀戰”、“地雷戰”，搞得這些日寇焦頭爛額，不知所措。美國最新研製的原子彈也在日本的長崎、廣島開花，隨著兩朵巨大的蘑菇雲冉冉上升，方圓數十裏的石頭也化成了粉塵。前後夾攻，內外交困，終於讓日本的裕仁天皇驚魂失魄。這個號稱世界第一的大和民族終於低下了“高貴”的頭顱。裕仁向世界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此刻躲在峨眉山上的蔣介石，喜滋滋一路風塵仆仆趕了下來，一方麵來收摘這抗戰勝利的果子，一方麵卻布置全麵內戰。日寇已經被趕出了國土＿，然而戰爭的烽火卻是更濃，內戰的烏雲遮滿了天空，卻像雷雨前的沉悶與燥熱壓抑得國人喘不過氣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學生舉行了“反饑餓，反內戰”的萬人遊行示威活動，揭開了中國“反饑餓，反內戰”的帷幕，其聲勢之浩大，讓國民政府驚恐不已。蔣介石指其為共產黨策劃的暴動，命令雲南當局調重兵加以鎮壓，造成學生死傷無數，這就是震驚國內外的昆明“一二·一”慘案。慘案發生以後，國民黨對輿論進行了封鎖，甚至橫加誣蔑。世紀社便將《新華日報》、昆明《學生報》上所刊發的《“一二·一”大屠殺實錄》剪了下來，張貼在牆報欄內進行公布，並在嶽麓山的黃興墓廬舉行了時事座談會。湖大遷回到嶽麓山本校以後，世紀社同中共南方局脫離了關係，而改由湖南省工委領導，其時周禮做湖南省工委的書記，汪澍白把在黃興墓廬舉行時事座談會的情況向周禮做了彙報，得到了周禮的全力支持。周禮派劉國安參加了這次會議。
且說劉國安此刻正是國民黨《中央日報》駐湖南的記者，是一個中共地V黨員。劉國安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代表省工委做了三點指示：“一，要求保持組織的純潔性，吸收社員必須經過嚴格審查，經受運動的考驗；二，考慮到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應采取公開鬥爭與秘密鬥爭相結合的方式，除幾個公開露麵的成員外，其他成員盡可能隱蔽下來；三，社員要繼續深入到其他的社團中去，擴大活動範圍，或者另外組織社團，發現和培養更多的積極分子。”昆明“一二·一”反饑餓、反內戰的遊行示威雖然被國民黨的軍隊殘酷地鎮壓下去了，但是國民黨的聲譽卻更是一落千丈，“鎮壓同胞，以武力製造流血事件”等輿論鋪天蓋地，把國民黨政府罵得一無是處。於是國民黨也搞了一遊行示威，打了反蘇反共的旗號，在南方的國統區成了一股逆流。為了配合這股逆流，國民黨湖南省部同時策劃，準備以湖大的學生作為基本的隊伍，舉行反蘇反共示威遊行。聽到了這個消息，汪澍白、劉述善、易鼎銘等世紀社成員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並把這種緊急情況向劉國安做了彙報。聽了汪澍白等人的報告，劉國安也覺得問題嚴重，如果國民黨策劃的這次反蘇反共運動成功，勢必在湖南造成很壞的影響，湖南的地下黨組織將會遭到嚴重的破壞。
劉國安向周禮做了彙報，具體討論了湖大的一些情況。由劉國安傳達了省工委的指示：“盡量做好策反工作，使國民黨的計劃破產”。接到劉國安傳達的省工委指示後，汪澍白、劉善達、易鼎銘聯合了“人民世紀社”的其他成員分頭出動，他們請一些進步的教授支持。昆明“一二·一”慘案發生以後，聯大教授李公樸先生，因發表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公開演講慘遭國民黨暗殺，卻反被汙蔑是因“桃色事件”而遇害。在李公樸的追悼會上，著名詩人、聯大教授聞一多先生，發表了愛國演講，同樣慘遭暗殺。湖大的教授們少有明白真相的，甚至有少數還以為是共產黨在製造矛盾。因此國民黨湖南省部準備以湖大作為基本隊伍的反蘇反共遊行倒是被部分教授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