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5日，詹姆斯·托賓生於美國的伊利諾斯州的香檳市。
1935年9月，托賓第一次離開父母乘火車到哈佛大學深造。四年後，托賓獲得哈佛學士學位。他的畢業論文成績優異，已顯示出他今後從事經濟學研究的潛在的智慧與才能。
接下去的兩年，托賓在哈佛上念研究生。哈佛的這六年的生活經曆，對托賓一生來說是具有深遠的影響。
1941年，托賓離開哈佛，到華盛頓的一個新成立的物價局和戰時生產局工作。珍珠港事件後，托賓應征入伍。他加入海軍後備隊，並在哥倫比亞大學集體宿舍花90天學習做一名海軍軍官。
在1942-1946年的頭兩年裏，托賓在驅逐艦基阿尼號上當一名戰鬥軍官，以後當炮兵軍官，然後當領航員和副指揮官。他們的船大多數從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護航以及其他反潛艇任務，但是也參加了攻占北非和法國南部以及意大利的戰役。
戰爭剛一結束，托賓原本有機會回華盛頓的，但是，哈佛經濟係主任哈羅德·H·布班克及時來信，指明他的前途是在學術界，於是托賓馬上返回哈佛大學繼續完成他的博士論文。為此，他一生感謝布班克教授。
哈佛的經濟學黃金時代延伸到戰後這些年代，這時幾批有才能和成熟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彙合在一起。托賓利用他的副研究員薪金補習他在戰時失去接觸的經濟學，特別是經濟計量學，並參加寫作一本社會學--經濟學的書，即《美國商業信條》，並且寫一些宏觀經濟學，統計需求分析和配給理論的論文。其中有些工作是1949-1959年在英國理查·斯通的劍橋應用經濟學係做的。在劍橋，托賓與亨德裏·郝塞克和密海爾·法來爾就有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並因之而受益匪淺。
這個時期，哈佛已擁有了一批素質極佳的優秀人才，研究員會裏出了若幹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與托賓同年獲獎的就有四位。他們營造了一個特殊的學習環境。
獲得了博士學位以後，托賓將成為他這一代人中具有領先地位的經濟學家這一點，在他周圍的人看來是顯而易見的。耶魯大學很快認識到他的才幹，並向他發出了比哈佛大學更為熱情的邀請。當由托賓組織的經濟係使耶魯大學在經濟學方麵享有盛名的時候，也就是他對耶魯大學最初知遇之恩的報答。托賓在這時轉到耶魯大學的關鍵因素，是考爾斯委員會遷到了這裏。原來設在芝加哥大學的考爾斯經濟研究委員會，是戰後數理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的學術研究中心。曾在該會工作過的人包括肯尼思·阿羅、赫伯特·西蒙和勞倫斯·萊因。從1955至1961年和從1964年至1965年，托賓是耶魯基金會的主任。
從50年代後期開始，托賓寫了許多關於當時經濟問題的文章，讀者是普通市民，而不隻是經濟界人士。這些文章編成一本集子《國民經濟政策》，於1966年出版。托賓在60年代初是肯尼迪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委員。當托賓接到肯尼迪總統要他參加經濟谘詢委員會的邀請時，他很猶豫並回答說：自己是一個象牙塔裏的經濟學家。但是，肯尼迪總統堅持自己的意見，並說自己也是個象牙塔裏的總統。這樣托賓於1961-1962年成為肯尼迪總統智囊團的成員。這個智囊團包括華爾特·海勒主席、柯密特·戈登，還有奧昆、索洛和阿羅。這個集體的工作成果體現在1962年的《經濟報告》中。
他們的意見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接受，並於1965年末在經濟運行中基本實現了宏觀經濟目標。但是，隨後的越南戰爭與70年代的滯脹使他們的努力付諸東流。托賓在1971年獲得了人稱“小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
托賓是美國著名經濟學者、計量經濟學家、後凱恩斯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與薩繆爾遜等人捍衛、發展了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使凱恩斯的總需求管理政策係統化、具體化，並與新古典經濟學相結合。
托賓的成就涉及寬廣的經濟研究領域。他對如此不同的領域如經濟計量方法和嚴格數學化的風險理論、家庭和企業行為理論、一般宏觀理論和經濟政策應用分析，做出了很大貢獻。他的最顯著的和最有意義的貢獻在於金融市場及其與消費和投資決策、生產、就業和物價的關係的理論，為此他被授予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托賓最主要的貢獻在於以下兩個方麵：
一是提出不確定條件下的各種資產選擇理論，即投資者在權衡比較各種資產的預期報酬率、風險程度及資產靈活性基礎上，怎樣選擇其資產組合的投資決策理論。這種理論稱為證券箱選擇理論，他是其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托賓把這些思想發展為一種金融和實物資產的全部均衡理論，並且分析了金融和實物市場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分析的一個重要部分是研究把金融市場上的變化傳送到家庭和企業的支出決策的傳送機製。這個經濟研究中的傳統問題以前從未有人進行過令人滿意的和結論性的工作。托賓的研究成為中心經濟理論中實物和金融狀況的結合方麵的一次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