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革命
曆史學家亨利·康馬傑認為，在約翰·亞當斯執政的後期，如果法國人很爽快，哪怕隻派一個班登上美國土地，或者有某個“煽動叛亂的外僑”在一場真正的陰謀事件中被捕獲，那麼，1800年總統選舉的結果就可能大有不同。但是事實上，外部敵人並沒有在美國本土上出現，而亞當斯政府卻開征了新的直接稅，美國民眾先前那種同仇敵愾的愛國熱情便驟然降溫了。與此同時，美國的海上中立權利和中立貿易受到英國的打擊，美英矛盾有再度激化乃至發生新的戰爭的可能。這種情況必然成為國內黨派鬥爭的焦點，並進而影響18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1800年大選時的總統候選人，是由國會內的黨團會議決定的。黨團會議是兩黨在國會兩院中分別召集全體黨員議員舉行的秘密會議，以推選兩院黨的領袖，討論本黨對重要議案的政策和策略，推選總統候選人。民主共和黨這次一如1796年大選那樣，繼續支持傑斐遜和伯爾。傑斐遜對自己在聯邦黨人把持的政府中擔任徒有虛名的副總統一直忿忿不平；現在，他決定要改變這種自己毫無實權的狀況，要竭盡全力贏得大選的勝利。
早在1799年初，傑斐遜就寫信告訴他的朋友麥迪遜說，即將來臨的夏日是“有計劃地大幹一場和做出奉獻的季節。發動機就是報紙。
人人都必須掏出腰包和拿起筆來做貢獻。”在競選過程中，傑斐遜四處遊說，散發政治小冊子，號召支持者給報紙寫文章，闡述民主共和黨的政策主張。傑斐遜的活動得到了絕大多數民主共和黨人的支持。
相比之下，聯邦黨人就不夠團結一致了。他們隻是很勉強地提名約翰·亞當斯和曾經參加過“X、Y、Z事件”使節團的查爾斯·科茨沃思·平克尼為總統候選人。但是，對亞當斯外交政策深感不滿的聯邦黨領袖漢密爾頓卻存心要拆亞當斯的台。漢密爾頓表示：“我將永不再用我的直接支持來為他負責，哪怕其後果是傑斐遜當選也罷。如果我們非有一個敵人來居政府首腦之位不可，那就讓他是一個我們能夠反對，而且無須為他負責的人吧，這樣一個人將不會把我們的黨卷入他所采取蠢笨措施的那種恥辱之中去。”漢密爾頓傾向於平克尼，認為平克尼比亞當斯更有資格、更有能力擔當起總統的重任。為了說服聯邦黨的其他成員轉變立場，他給他們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把亞當斯的品行和他的對內對外的政策說得一無是處：“我可以毫不隱諱地告訴你們，他根本不具備管理政府的能力，他身上有許多難於克服的缺點，他完全不配當總統：他生性多疑，脾氣暴躁，是一個卑鄙、傲慢、偏執的人。”
漢密爾頓本不打算將信件內容公布於眾的。可是，令他難堪的是，此信的副本不知怎麼搞的卻落到了民主共和黨人伯爾手中，伯爾很快將它交給報界發表。消息傳開後，亞當斯的聲譽受到嚴重損害，這反過來加重了民主共和黨取勝的砝碼。雖然聯邦黨的一些作家撰文替總統辯解，但已無濟於事。因此之故，亞當斯怒不可遏地把漢密爾頓斥責為“陰謀家，世界上最大的陰謀家……一個喪盡天良的家夥……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君子。”
然而，聯邦黨內部並沒有無休止爭吵下去。不久他們即調整了策略，把攻擊的矛頭轉向民主共和黨人，特別是傑斐遜。他們向公眾宣傳說，民主共和黨人都是些沒有財產的人，假如這些人獲勝上台，有產者就要遭殃；馬薩諸塞州的費希文·艾姆斯呼籲聯邦黨要在報紙上“不斷敲響提防傑斐遜的警鍾”，認為傑斐遜是雅各賓派在美國的“同路人”。
一份聯邦黨的傳單上這樣寫道：“一切有識之士是否認真想過，如果傑斐遜當上了總統，‘激進的雅各賓派’篡奪了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些保障我們的生命免遭殺害、保護我們的妻女免遭蹂躪、保衛我們的財產免遭掠奪、保佑我們的宗教免遭褻瀆的道德觀念是否會被踐踏和拋棄？”
聯邦黨人還企圖利用宗教問題來攻擊傑斐遜，指責他“抵製基督教並公開宣稱信奉自然神論”，不相信《聖經》。他們認為“全國要求一個自然神論者就任第一把手的呼聲，必須被看作不啻是對上帝的背叛。”
紐約州有一位叫約翰·梅森的牧師也加入了誹謗傑斐遜的行列，在他起草的《告基督教徒書》一文中告誡國民說：“傑斐遜是一個十足的異教徒，他著文攻擊聖經，公開宣布不信奉基督教教義；他不守安息日，不去教堂做禮拜；他對基督徒頂禮膜拜的東西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