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倒不在於威爾遜是否熟悉對外事務，因為美國總統中對國際事務是門外漢的人很多，問題在於他把一切對外事務都牢牢地控製在自己手中，把負責外交的國務卿和駐外官員看成是收收發發的事務人員。威爾遜為人自負，他用人的一個絕對標準是被任用者必須同他的觀點一致，也就是美國人常說的“唯唯諾諾先生”。美國駐英大使沃爾特·佩奇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人，威爾遜一度對他十分器重，可是當後來佩奇作出與他的觀點不一致的報告、建議和評論時，就立即失去了他的信任。再如，1915～1920年任美國國務卿的羅伯特·蘭辛一直對威爾遜忠心耿耿，但是他在巴黎和會期間表現出與威爾遜的意見不完全一致，威爾遜就不再把他當作國務卿，而是當作一名跟班。1920年威爾遜臥病不能視事時，蘭辛召集各部部長到國務院商議工作。威爾遜認為蘭辛侵犯了總統的職權，他警告蘭辛，根據憲法和習慣，隻有總統才能有權召集各部部長開會，隻有總統和國會才有權要求部長們陳述他們對政治問題的觀點，從而迫使蘭辛辭職。至於威爾遜與蘭辛的前任國務卿布賴恩的關係，在美國政界曾引起尖刻的議論。威爾遜根本不信任布賴恩，也看不起布賴恩對國際事務的判斷力。可是，他卻是在布賴恩的支持下上台的。而在國會裏，布賴恩有不少支持者，所以很勉強地任命他當國務卿。但是，威爾遜卻使他的私人顧問豪斯上校當上了實際上的國務卿。1915年5月英國客輪“魯斯塔尼亞”號被德國潛艇擊沉後，威爾遜按照豪斯的建議向德國發出了措辭激烈的照會，而拒絕了布賴恩的向德國政府提出進行聯合調查的建議，從而迫使布賴恩提出了辭職。
大戰方酣之際，威爾遜在國內國際上的地位都是至高無上的。對於他的剛愎之用，文過飾非，獨斷專行，難於合作等表現，人們雖頗有微詞，但還未影響到他的政治權威。可是，在戰爭臨近結束時，特別是在巴黎和會前夕，威爾遜在國內已經處於不利地位。共和黨利用了人民厭戰和不願卷入歐洲事務的強烈情緒，也利用了威爾遜的一些不得人心和不合時宜的措施，打擊威爾遜和民主黨。據曆史學家阿瑟·林克等人的看法，威爾遜在去巴黎之前，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第一個錯誤，是他在1918年10月25日公開呼籲選民在國會中期選舉中選出一個民主黨國會來，以表示對他的外交政策的支持。他說：“不管是參院或眾院，隻要共和黨人又占多數，就……肯定會使大西洋彼岸看成是否定我的領導。”由於試圖從外交政策中撈取政治資本，威爾遜激怒了許多使他的戰時法案得以通過的共和黨人，並使媾和問題卷入黨派之爭。
選舉結果，共和黨在參、眾兩院都成了多數黨。1918年11月18日，在國會選舉遭到失敗的威爾遜，宣布他決定親自去巴黎參加和會，共和黨指責這是為他個人獵取聲譽，是“自我中心”的大暴露。威爾遜的政敵西奧多·羅斯福聲稱：“我們的盟國、敵人和威爾遜先生本人都應該明白，威爾遜此刻沒有代表美國人民發言的權威。……威爾遜先生和他的‘十四點’以及他的那些四點補充、五點補充，絲毫不代表人民的意願。”
威爾遜的第二個錯誤是在討論和平條件時，把參議院和共和黨撇在一邊，在任命參加巴黎和會的美國代表團人選時，隻挑選對他唯唯諾諾的人，也沒有征求參議院和共和黨人的意見。威爾遜自任代表團團長，首席團員就是豪斯。國務卿蘭辛雖然也參加了代表團，但威爾遜並不尊重他，原因是他發現蘭辛對他心愛的國際聯盟計劃缺乏熱情。斯塔克·布利斯將軍也是民主黨人，他的任務隻是充當威爾遜的軍事顧問。唯一的一名共和黨人是亨利·懷特，但他根本談不上是個政治家或參議院的代表人物。這正如布盧姆等人所說的那樣，“美國代表團不過是威爾遜的工具，完全在他支配之下。但在談判期間，這種控製帶給他的有利因素卻被忽視共和黨人而產生的不利因素所抵消。”早在巴黎和會召開後不久，就有跡象表明：威爾遜如果堅持將國際聯盟盟約寫進條約中去，就會在參議院遭到強烈的反對。1919年2月，總統回到華盛頓作短暫停留，並與國會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磋商有關事宜。他了解到，許多參議員反對盟約，是因為盟約沒有明顯承認門羅主義，沒有具體將各國內部事務排除在國際聯盟的管轄之外，而且沒有規定成員國有退出的權利。3月4日，參議員亨利·洛奇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共和黨領袖們草擬的聯合聲明，警告說“現在這種內容的”盟約是不能接受的，在這個聲明上簽名的有39個參議員。回到巴黎後，威爾遜根據上述幾點批評，對盟約作了修改。但這些修改是威爾遜對英、法、日等國做了許多讓步的基礎上完成的，這就使美國的民眾感到不滿，從而加強了國會內外反威爾遜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