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0日，裏根在第一次就職演說中批評稅收製度的不合理，批評赤字財政是拿美國的未來作抵押。他宣稱：“政府不是我們所麵臨的諸問題的答案，政府就是問題。”政府已經超出需要，過度膨脹，對人民生活造成幹預侵擾。因此，“現在是喚醒這一工業巨人，讓政府回到其應有之位、減輕懲罰性的稅收負擔的時候了。這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在這些原則上將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他的口號是“理想主義和公平競爭的新開端”，使全體人民機會平等，還要使美國再度成為世界上自由的典範和希望的燈塔。他執政後削減了350億美元的福利開支，並在5年內減稅7，500億美元。
裏根的上台被當代美國學者稱為“裏根革命”，裏根的經濟政策和主張被稱為“裏根經濟學”，它實際上標誌著對新政以來自由主義傳統的一次反撥。它是一次削減開支的革命，同時又是一次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美國由此進入新保守主義的裏根時代。
重振國威的“星球大戰計劃”（SDI）
在對外政策上，裏根推行強硬的實力外交，這在對蘇關係上表現得更為明顯。作為一名極右派共和黨總統，裏根的反共反蘇的立場遠比他的前任們堅決和頑固。而且，裏根的對蘇政策有一係列不同於他前任的特點，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麵：
第一，他不像他的前任們那樣主要從蘇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出發，而是強調雙方意識形態的對立，認為蘇聯是美國不共戴天的敵人，雙方的矛盾不可能調和，隻有一方徹底失敗才會得到解決。早在60年代他就在一次公開講演中宣稱：“不存在左右之分，隻有上下之別。要麼是往上，實現符合法律與秩序的最大範圍的個人自由；要麼是往下，墜入極權主義的螞蟻堆。”裏根上台後，在1981年1月29日首次記者招待會上，把蘇聯稱為“邪惡的帝國”，是“世界上發生一切動亂的根源”。他還指責說，蘇聯領導人為實現自己的目的，“享有犯罪、撒謊和欺詐的權利”。新任國務卿黑格則提出以優先反對“國際恐怖主義”
來代替卡特政府的“人權”原則，認為蘇聯是“國際恐怖主義”的支持者。
第二，雖然裏根的前任們也把同蘇聯的爭奪作為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也為了贏得選票和刺激經濟而進行擴軍備戰，但是在美國經濟失去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之後，他們擔心過多的軍費開支會進一步削弱美國經濟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實際上已經滿足於美、蘇之間戰略武器的基本平衡。裏根在競選中對卡特攻擊的一個主要點就是說他在軍備競賽中讓蘇聯占了優勢，他向選民許諾他將扭轉美國對外戰略中的被動局麵。所以他一上台就相繼提出開支總額達15，000億美元的1982～1986年的5年防務計劃和一個耗資1，800億美元的增強戰略核力量的6年計劃。其後，即使在財政赤字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裏根也堅持大力增加軍費，直到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蘇聯政策有重大轉變，這一勢頭才有所減緩。在裏根任職的8年中，美國軍費開支累計高達約1．88萬億美元。正如權威性的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研究報告所說的那樣，“8年來裏根政府從事了美國曆史上和平時期最大的擴軍建設，並且取得了明顯成就。”
第三，側重打常規戰爭和“低烈度戰爭”。裏根政府認為，在核均勢的情況下，美蘇之間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甚小，發生常規戰爭的可能性增大，主張將核武器作為“威懾”蘇聯的“支柱”，認真做好打常規戰爭的準備，強調對蘇聯的攻勢采取靈活反擊的作戰方針。“低烈度戰爭”是指除核戰爭和大規模常規戰爭之外的戰爭，包括世界各地所有的內亂、內戰、遊擊戰、特種戰爭、恐怖活動和反恐怖活動等等。它主要發生在第三世界。國防部長溫伯格在1986年時說，“現在地球上約有40處進行著低烈度戰爭”的國家和地區，“在很多情況下，背後都有蘇聯的影子。”美國繼1983年幹涉黎巴嫩、入侵格林納達後，1986年3、4月連續兩次襲擊利比亞的軍事目標和卡紮菲住地，就是運用“低烈度戰爭”戰略的突出事例。此外，美國還用金錢、武器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柬埔寨非共產黨抵抗力量、安哥拉反政府遊擊隊和阿富汗抵抗力量。
按裏根政府的說法，這是以某種方式“幫助在本國國土上直接進行抵抗的那些人來阻止或打破蘇聯在地緣政治上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