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上課的時間極少，普通一個學生每周上課不逾十個鍾頭，做研究生的更少，高興時去聽一兩個鍾頭，不高興時簡直可以不必去。
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版的《獨立評論》，有五篇描述校園生活的文章，分別介紹了東京帝國大學、牛津大學、中央政治學校、清華大學以及武漢大學的學生生活，可以說由國外到國內，東（方）、西（方）、南（京）、北（京）、中（武漢）麵麵俱到。比較一下這幾所學校，對於反思我國現代大學之路，頗有幫助。
先說《東京帝大學生的生活》。該文作者向愚，是一位留日學生。他曾在《獨立評論》發表《留學日本的麵麵觀》等文章，這一次是想從個別案例“去窺測那個學校辦理的好壞”。文章說，東京帝大有幾個特點：一是學生勤奮自律，二是老師隻教不導，三是不重視體育。比如學校雖不打鍾搖鈴、查堂點名，卻沒有一個學生缺課。上課前學生要早到二十分鍾以示恭候，上課是先生講學生記的“滿堂灌”，下課後先生揚長而去，若有問題，隻能去圖書館自行解決。學校有比較完備的運動場地，卻很少有人問津，這與人滿為患而又秩序井然的圖書館形成鮮明對照。此外，由於當局的壓製和失業的威脅，學生的思想比較膚淺，對社會問題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
該文發表時，胡適在“編輯後記”中說：“‘向愚’先生的描寫使我們得一個感想：我們的讀者何不照這樣子描寫各人知道最深切的國內或國外的大學學生的生活？”於是又有郭子雄《牛津大學的學生生活》問世。據說郭氏“在英國留學多年，專治國際政治”（胡適語），所以他的介紹應有獨到之處。文章說：“在牛津，上課的時間極少，普通一個學生每周上課不逾十個鍾頭，做研究生的更少，高興時去聽一兩個鍾頭，不高興時簡直可以不必去。”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在英國人看來，上課並不是獲得知識的唯一途徑，老師在課堂上所講的，隻是給你指引一條路而已，“至於這條路的長短以及路旁的花木景色，還得由你自己去探尋領略”。這與我國“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的古訓，有異曲同工之妙。如今國人提倡素質教育，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擴大學生的知識麵上。殊不知改變那種耳提麵命式的教學方式，為學生多留一點獨立的空間，以便發揮他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才是問題的關鍵。
牛津大學實行導師製，其最大特點是師生關係密切——導師不僅要指導學生學習，還要關心他們的生活。說到導師製，竺可楨曾經竭力提倡這種製度。一九三六年，竺可楨剛剛擔任浙江大學校長時就指出：“三年前，國際聯盟派了幾位專家到中國來視察……指摘中國教育的缺點頗多，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的教育製度過於模仿美國，在大學裏行學分製，教員與學生平時很少接觸，學生隻要能讀滿一百廿個學分，就算畢業，這種製度過於機械。”他還說，最近幾年，美國的著名大學也像英國似的實行導師製了。結果是學生的成績和品德都大有長進。他認為，為了改變我國大學那種“教而不訓的製度”，大學一定要選好教授，因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之所以強調教授的作用，是因為求學和做人是一個道理。用梅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凡能認真努力做學問的，他們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懶，不作偽，故其學問事業終有成就”。
郭子雄還在文章中說，牛津大學的課外活動非常活躍，其中包括體育比賽、政治辯論、學術研究等多種類型。體育比賽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奪標，更是為了培養費厄潑賴（Fair Play）精神。有了這種精神，即使是將來參加政治鬥爭，也“不致做出卑汙齷齪的事來”。辯論會由學生會組織，每周都舉行，其內容與時局和社會政治密切相關，是培養青年政治家的最好形式。
這一點非常重要。近年來我們在電視中多次看到大專學生辯論會，但總覺得辯題離社會現實和百姓疾苦太遠，給人以輕嘴薄舌的感覺。此外，牛津大學政黨林立，但並不視若水火。這也有利於學生養成政見不同卻能和衷共濟的好習慣。至於學術研究，也完全是建立在個人興趣之上。總之，這所大學是造就貴族而不是培養暴發戶的地方；在這裏，體育比賽和政治辯論中的佼佼者是學生們的偶像，那些埋頭讀書不問政治的人不會受到大家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