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臣
阮籍和嵇康是處於魏晉之交的正始文學代表作家，是叛逆文學的典型。劉勰《文心雕龍·才略》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說出了嵇康孤傲憤世，敢於大膽立論，文風清俊以及阮籍發言玄遠，隱晦曲折，慷慨使氣的風格特征。盡管二人的品格與文風有著一定的差異，但他們的叛逆思想在其作品中都得以深刻地展現。他們是中國文學叛逆精神的承前啟後者。
魏晉時代是文人覺醒的時代。伴隨著東漢末年政治的黑暗腐朽和農民起義、軍閥戰爭對封建統治的打擊，大一統的政治統治風雨飄搖，儒教的統治地位已不複存在。這時，文人仕子的生命意識得以高度提升，各種思想異常活躍，尤其是老莊思想對儒家思想傳統形成了強大的衝擊。正始時期，司馬氏集團為了篡奪帝位，一方麵大肆殘酷鎮壓政治異己，一方麵又極力倡導名教，政治統治充滿了陰謀、詭詐、勢利、虛偽，籠罩著黑暗和恐怖。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與具體的生活環境中，阮籍、嵇康繼承莊子的叛逆精神，對封建禮法和儒家傳統價值觀念給予批判和否定，使其叛逆思想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叛逆文學的傳統在這個曆史時期得以發揚光大。
一
阮籍和嵇康的文學叛逆精神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麵。
第一，憤世嫉俗，批判名教禮法，揭露禮法之士的虛偽。
阮籍在《大人先生傳》中，尖銳地指出了禮法的反動實質：“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嵇康在《難自然好學論》中說：“《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偽，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他們從理論上指出了儒家六經違背自然的不合理以及對人性的壓抑。
阮籍更多的是對禮法之士的虛偽進行了諷刺和批判。他在其《詠懷詩》（其六十七）中，活畫出了禮法之士委曲周旋、矯揉造作的姿態：
洪生資製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容飾整顏色，磬折執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複說道義方。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
這同《達莊論》中所描繪的“縉紳”醜態妙合無垠：“乃窺鑒整飭，嚼齒先引，推手躡足，相隨俱進……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臨，莫肯先占。”那循規蹈矩、道貌岸然、冠冕堂皇的姿態使人發笑。在《大人先生傳》中，阮籍同樣對禮法之士給予了辛辣的諷刺：
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鹹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擇地而行，惟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歎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此誠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
這些文字看似褒揚而實譏諷，把那些禮法之士“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的無恥貪婪醜態刻畫得活靈活現，令人啼笑皆非，心存厭惡。在這篇文章中，阮籍懷著極大的厭惡和蔑視的心情把那些禮法之士比作“褌中之虱”：“逃乎深縫，匿夫壞絮，自以為吉宅也。動不得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饑則齧人，自以為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死於褌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寰區之內，亦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在《達莊論》中，他斥責禮法之士的行為“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和，君臣乖離”，真是痛快淋漓，入木三分。
第二，否定君主社會政治，否定君王。
封建社會實行以封建君王為代表的君主政治，阮籍、嵇康的叛逆思想上升到了對封建君王和君主社會政治的否定與批判的高度。阮籍在《大人先生傳》中直接指斥封建君主製度是“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製禮法，束縛下民”，認為君臣是包括名教禮法在內的一切罪惡之源。嵇康在《太師箴》中對君權進行了剖析與批判，指斥統治者是“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矜威縱虐，禍崇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對封建君王本質進行這麼深刻的批判，其思想進步性在封建社會中是極為突出的。它與封建社會末期所產生的民主精神有著高度的一致性。
第三，以強烈的生命意識和叛逆者的姿態徹底否定功名利祿。
阮籍《詠懷詩》（其六）以歌詠故秦東陵侯邵平種瓜的曆史事實表達了對功名利祿的否定。詩中說：“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他站在自然、社會和人生的大視野來看待富貴功名，在時間的長河中展現其生命意識：“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托，富貴焉常保”（《詠懷詩》其四），“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詠懷詩》其十五）。站在這個高度上，富貴與功名自然極為渺小，為功名利祿而狗苟蠅營、趨炎附勢的“國賊利蠹”實在是一群可憐蟲。嵇康對功名利祿的否定更多地與現實社會環境的險惡聯係起來：“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重作四言詩》之一），“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答二郭詩》之三），“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與阮德如詩》其四），表現出了強烈的現實憂患感。他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叱罵山濤這種追求功名利祿者為“手薦鸞刀，漫之膻腥”的“庖人”；他對山濤推薦自己替代其官職，說是“己嗜腐臭，養鴛雛以死鼠也”，表現出了他對“囂塵臭處，千變百伎”的“祿蠹”深惡痛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