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華
一、唐代山水遊記人文精神的來源
秀麗山水風光具有滌除俗念、澡雪精神的作用，吳均所謂“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穀忘返”（《與朱元思書》）即道出了山水的這種功能。士大夫可以借遊玩山水來調和心性，怡悅心靈，從精神深處開掘出一片逃避尷尬、醞釀詩情的世外桃源。謝靈運在他的山水詩中就反複強調了山水的怡情養性作用，說“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想象昆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登江中孤嶼》）；謝脁麵對青山綠水，也頓然有悟，說自己“方追隱淪訣，偶解金丹要”（《和蕭中庶值石頭詩》）。由此可見自然山水風景對人之重要影響，而山水遊記作為作家澡雪精神的承載體，其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
唐代山水遊記在中國山水遊記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其間湧現了大批作家，創作了豐富的遊記作品，使山水遊記這一文體趨於成熟，從而引發了山水遊記創作又一高峰的到來。唐代山水遊記創作群體中，主要有元結、柳宗元、李華、白居易、韓愈、劉禹錫、李渤、李翰、李遜、李紳等人。在他們的山水遊記中，盡情展現了優美的自然、山水風光。柳宗元作為唐代山水遊記的代表作家，其《始得西山宴遊記》、《鈷潭記》、《鈷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記》等《永州八記》運用精煉的筆法、清新的語言，將永州幽靜、奇異的山水之美生動地刻畫了出來。劉熙載評其文為：“如奇峰異嶂，層見疊出”，“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為‘牢籠百態’，固宜”。元結處於盛唐、中唐之交，是柳宗元之前在山水遊記上用力最勤，也是創作成就最著的作家。他在任道州刺史期間創作的《寒亭記》、《右溪記》等遊記作品，在平易樸實中描寫出道州等地的山水風物，如同一幅幅寫意的中國山水畫。清末古文家吳汝綸稱讚說：“次山放恣山水，實開子厚先聲。文字幽眇芳潔，亦自成境趣。”與元結同時的獨孤及也創作了較好山水之作。如《慧山寺新泉記》、《華山黃神穀燕臨汝裴明府序》、《建醜月十五日虎丘夜宴序》等遊記行文流暢，栩栩如生地描摹出自然風物。
正如林繼中所言：“文化不僅是文學與客觀世界或經濟基礎之間的中介，它與文學還是互涵互動的係統與子係統的關係。於是文學便具有係統的特性，即既受文化大係統的製約，同時又相對獨立，有自身的發展規律。這就是文學同時具備開放性與封閉性。”遊記散文也是如此，不僅有自身的特點，同時也反映著文化的特性。唐代山水遊記不僅精妙地展現了自然景觀，更重要的是作家們將自己的人生感悟、社會閱曆熔鑄成濃鬱的情感傾注在山水遊記的意象中，從而使山水遊記不單是景物的描繪，而是作家情感與人格的投射，正所謂情景交融、情境相諧也，可以說山水遊記是作家情誌的寄托。因此，唐代山水遊記中還蘊涵著豐富的人文精神，體現著人格力量。
尤其是中唐，其間正由盛世逐漸走向衰落，可謂中國古代社會發展中的一個變革時期。柳詒征說：“自唐室中晚以降，為吾國中世紀變化最大之時期。前此猶多古風，後則別成一種社會。綜而觀之，無往不見其蛻變之跡焉。”尤其是安史之亂的爆發，將社會各種矛盾都充分暴露，雖然隻持續了短短的八年時間。朝廷內部，宦官或奸相當權，他們控製朝政，玩弄權術，朝政腐敗，使得正義之士不得重用，屢遭罷黜、貶謫於偏遠之地；地方則藩鎮割據，社會民風也日漸其下，人民生活困苦。
麵對此等情形，正直、上進的文士迫切希望朝廷進行政治改革，期望朝政再次走向中興，世俗民風重新回歸純厚、禮製。但現實卻異常殘酷，文士們的美好理想不僅不能實現，相反地，他們遭到了權臣或把持朝政的宦官的嚴酷打擊，被一貶再貶，流放邊遠，甚至客死異鄉。這樣，朝政上失卻了話語權的文士們，在貶謫與流放中，隻得忘情山水，以獲得精神的慰藉，在山水遊記中寄托情誌和理想。正如丹納所言：“偉大的藝術與環境是同時的，而非偶然的結合，也非一群偉大的人物意外地集體湧現，或者某種無法預料的個體獨創力的偶然迸發。環境本身的促成、發展、成熟、腐化、瓦解，與藝術的這一過程同時。環境的蘇醒帶來或者帶走藝術，恰如氣溫的高低決定露水的形成與否，好似陽光的強弱決定植物的青翠或者枯黃。”在中唐如此環境下，山水遊記湧現以及蘊涵豐富人文精神也就格外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