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金磚
在九疑以北的瀟湘流域，因舜帝《南風》與娥皇、女英淒美傳說的浸潤而孕發了纏綿千古的瀟湘文學的原始基因，孕育出了黃蓋、周不疑、蔣琬、劉邕、劉敏、史青等一批曆史名人，但是瀟湘文學的真正發展則始自元結。因為在舜而後與元結之前的數千年裏，在那漫長的曆史長河中瀟湘文學完全是一種混沌狀態，影響甚微。
元結於廣德元年（763年）臨危受命任道州刺史，廣德二年（764年）五月到達道州任上，相繼作《舂陵行》、《賊退示官吏》、《九疑圖記》、《右溪記》、《陽華岩銘》、《浯溪銘》、《朝陽岩銘》、《欸乃曲》，並刻《大唐中興頌》於湘江之濱的浯溪石上。這些“質而不野，樸而不陋，拙而不固，自成一家”的開唐宋古文之先聲的高潔簡古之作，不僅揭開了靈秀瀟湘的神秘麵紗，而且也給寂靜沉默的瀟湘文學帶來了第一場甘霖般的春雨。可以說，有了這場春雨的滋潤，才有了後來的柳宗元、周敦頤等這樣的文壇大師，才有了瀟湘文學的迅猛發展，進而成為影響中國文化進程的一麵旗幟。縱觀元結對瀟湘文學的開掘，主要表現在下麵三個方麵。
一、“生民之道”的儒子風骨傳承著舜帝的仁政大義
元結，字次山，號漫叟，唐玄宗開元七年（719年）出生於一個望族世家，屬後魏常山王遵十二世孫。原本鮮卑族，本姓拓拔，後改姓為元，因此，在元結的骨子裏擁有胡人的剽悍與豪放。元結少時“聰悟宏達”，“倜儻不羈”。《新唐書·元結傳》載：“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而元德秀乃是元結的堂兄，是一位很有卓行的人，在《舊唐書》與《新唐書》中都有記載。他的學養與行為對元結一生的影響甚大，元結後來在其所作的《元魯山墓表》中尊稱元德秀為“清德君子，方直之士”。其實，“清德”、“方直”也是元結一生所致力踐行的品行。元結以“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見重於今”，能“率性方直，秉心真純，見危不撓，臨難遺身”，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元德秀的操行所影響。
元結曾於天寶六年（747年）與杜甫一並在長安應試，然因宰輔李林甫從中作梗，以“野無遺賢”為由致使當年未能錄取一名仕子，元結隻好悻悻返回商餘。通過這次考試，他看到了官場的奸險與朝廷的昏聵。於是，在天寶七年（748年）複遊長安時特作《丐論》以諷當道。天寶十二年（753年），著元子十卷，名曰“文編”，獲得禮部侍郎楊浚知貢舉，甚為賞識，於是舉進士。天寶十三年（754年）終於擢進士第，但並未出仕，而是依舊歸於商餘。次年，範陽節度使安祿山反，其父元延祖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乾元二年（759年），國子司業蘇源明推舉元結，招集義軍，理兵泌南，鏖戰甚勇，史思明不敢南侵，從而保全十五城。乾元三年（760年）晉升為水部員外郎；廣德元年（763年）被授為道州刺史，廣德二年（764年）五月到達道州任上。從此，便與瀟湘結下不解之緣。
然而，安史之亂給盛唐王朝帶來的打擊可謂是毀滅性的。就是在這蒼梧之野的瀟湘大地也未能幸免。元結站在道州的城樓上舉目四望：城郭寥落，渺無人煙，田園荒蕪，百姓流離，民生凋敝，草木零落，盜賊橫行，一派頹廢之氣。再加上朝廷那煩不勝煩的苛捐雜稅，州民猶若水火之中，不見些許生機。原本有四萬餘戶的道州，經過安史之亂與周邊賊寇的侵擾，到廣德二年（764年）已不足四千戶。見到此情此景，元結在他到任後的第一份《謝上表》中含著淚寫道：
耆老見臣，俯伏而泣；官吏見臣，以無菜色；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煙。嶺南數州，與臣接近。餘寇蟻聚，尚未歸降。
形勢之嚴峻，可以想見。元結上任後立即推行他的政治措施，招撫流亡，賑給災民，安撫貧弱，恢複耕種，以“冀望秋後，少可全活”。但令其氣憤的是，朝廷官吏不但不去安撫百姓，反而接二連三地催逼糧餉，五十天內就收到限期催繳的各種賦稅官文多達兩百餘封，這豈不是在逼良為娼，與盜為謀？作為儒家士子的元結，以文人的良知和士子的道義，憤而且慨。萬般愁苦之中，他創作了《舂陵行》。其在序文中寫道：“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任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這裏充分表現了元結愛護民眾、體察民情、關注民生的舜德大義。《舂陵行》似一麵鏡子，將安史之亂後的頹廢之景照得真真徹徹、一覽無餘。
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征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複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複是誰……
元結以現實主義的白描手法將當地百姓的那種赤貧苦楚、慘淡無望、困頓悲辛的生活圖景一一呈現在讀者的眼前，讓人讀而淚落，吟而心慟，辛酸苦澀，悲恨莫辨。
人常言“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話說起來非常動聽，但真的實施起來卻並非易事。因為自己的烏紗帽捏在朝廷帝王的手裏，一切就得看著朝廷的臉色行事。“軍國”有所需，誰敢不執行？然而，朝食草根、暮食木皮、家“無生資”、麵無生氣的百姓，又如何能承擔得起那煩不勝煩的苛捐雜稅？
苛捐愈重，百姓反抗愈烈；而反抗愈烈，朝廷為平息內亂的耗費也就愈大。而這些巨大的耗費政府通常無法埋單，隻好又轉嫁到百姓的頭上，使繁重的苛捐更加繁重。就這樣進入到一種愈演愈烈的“惡性循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自拔。縱觀古今，一個朝廷一旦步入到這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其衰敗沒落的日子也就為時不遠了。
元結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為了道州的黎民百姓，利用一切可以發聲的場合為百姓進行鼓與呼。他在《賊退示官吏》一詩中寫道：
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被征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
讀著這“賦稅勝於賊”的文字，直讓人想起《禮記·檀弓下》裏“苛政猛於虎”的告誡。這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殺人越貨的綠林賊子居然還有憐憫之心，能夠做到“人貧可憐”，“城小不屠”，比起那些橫征暴斂、魚肉百姓的朝廷命官來，反而更有人性，這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作為儒家仕子的元結，對舜帝的“仁政”有著天然的認同感。他認為官吏的第一要務應是“安撫百姓、牧養生民”，而不是去搜括民膏，掠奪民財，逼民造反。為了使帝舜的“南風”化成甘露，永遠地滋潤瀟湘大地，他一方麵上書朝廷，為民請命，希望得以救濟；另一方麵修建廟宇，德化蒼生。他為了便於官吏與百姓祭祀舜帝，崇尚舜風，設法將舜廟由大陽溪（注：元結文中為“太陽溪”）遷至道州府西邊的山上，企圖通過年複一年的對舜帝的祭祀來傳承舜德，感化萬民。他在《論舜廟狀》中寫道：
右謹按地圖，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陵古老以失，太陽溪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廟山下，年代浸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酹荒野，恭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歿於荒裔，陵廟皆無？臣謹遵守舊製，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