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人們對趙佗的評價毀譽不一，眾說雜陳，難有定論。其實，評價曆史人物，首先應摒棄成見，用客觀的眼光去審視曆史上具體存在的個人，評價過高或過低都難以還原曆史人物的本來麵目。對趙佗的評價也是如此。過分讚揚趙佗固然不可取，但以往對趙佗的過分貶低也同樣不符合實際情況。
從過去部分史學家和辭書中對趙佗與南越國的評議和評價來看，有兩點是至關重要的：一是翦伯讚先生的觀點，他認為趙佗的南越國不降服漢代政府，仍然是南部中國的一個獨立國家；一是白壽彝先生的觀點，他認為趙佗自立為南粵武帝，黃屋稱製，與漢廷抗禮。依此看來，南越政權的性質屬於大漢王朝下一個割據獨立的王國，趙佗是與漢天子分庭抗禮的叛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封建王朝的正統理念。上述的兩個觀點，正是基於此而得出來的結論。無疑，這是有違當時曆史的客觀真實的。因為，第一，大漢的劉氏政權是從反秦苛政，後來又擊敗項羽得來的。趙佗的南越國也是在反秦的形勢下，擊並嶺南三郡而建立起來的，而且它的立國時間還要比劉邦早了一年。南越國在滅亡之前，其九十三年所統轄的地域原屬於秦帝國的土地，並不是從大漢王朝中分割出來的疆域。因此，趙佗據有嶺南立國於前，根本就不存在不降服漢政府而割據獨立的問題。第二，漢高祖十一年派陸賈出使南越，封趙佗為南越王，“使和輯百越”，趙佗亦接受了漢朝的冊封，這時南越才成為漢的藩屬國。文帝元年給趙佗書中更明確提出：“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這是一個劃嶺而治的主張，是大漢皇帝給南越實行高度的民族自治的許諾，根本不存在割據獨立的問題。第三，趙佗的稱帝，完全是因漢家王朝的呂後對南粵“別異蠻夷”，實施禁關市鐵器，削去南越封籍，使使不通的對敵政策而產生出來的惡果。但趙佗仍然三次派使臣到漢廷上書謝過，請求解禁而不可得，在這樣的情勢下才被迫以“稱帝”相抗衡。用趙佗的話說，“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而且“自帝其國，非敢有害天下也”。事實上，終趙佗之世，沒有做出反漢之事。一直“至孝景帝時……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第四，南越立國九十三年，共五世王，有九分之八的時間都是漢、越修好的，隻有在呂後用事的八年和南越國最後三年因丞相呂嘉反漢才出現漢越交惡。根據當時的曆史情況，在秦亡之後，無論對漢王朝也好，對南越國也好，雙方同是新政權。對新政權出現之後的評價，主要的是看它促進了社會發展，還是使其倒退了；老百姓是受益了，還是受害了。因此，南越政權建立之後，推動了嶺南地區的生產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漢越民族和睦相處，生活得到改善。漢高祖對趙佗治越是這樣評價的：“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廣州最近五十多年考古發現的南越文物史跡也充分反映出，在趙佗的大力開拓下，經過漢越兩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以番禺為中心的嶺南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程度，與中原同時期的發展相比，差距已是大大地拉近了。
趙佗是開發嶺南、經營嶺南且卓有成效的曆史第一人，是處理民族關係的優秀代表。他在進駐嶺南後采取的一係列“和輯百越”的民族政策受到了漢朝中央政府的首肯，對後人也有深刻的借鑒意義。同時，他又是一位審時度勢、注重大局的出色的政治家。在他統治期間采取的一係列措施（包括民族政策），都推動了嶺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南越國時期是嶺南建設開發史上極其重要的一頁，如果沒有趙佗，是很難想像其發展的進程和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