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師古（581～645），字籀，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市）人，儒家學者、經學家、語言文字學家、曆史學家。
顏師古是名儒顏之推的孫子，父親為顏思魯。少傳家業，遵循祖訓，博覽群書，學問通博，擅長於文字訓詁、聲韻、校勘之學；他還是研究《漢書》的專家，對兩漢以來的經學史也十分熟悉。
隋文帝仁壽年間，由尚書左丞李綱舉薦，任安養縣（今湖北襄樊）尉。尚書左仆射楊素見其年少，問他：“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顏師古回答：“割雞焉用牛刀。”楊素驚其誇口。後來果然以政績突出聞名。後因坐事免職居長安，十年不得官，家貧，以教授為業。
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淵起兵入關，顏師古從父至同州朝邑長春宮謁見，被授予朝散大夫之職。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淵稱帝建立唐王朝，拜顏師古為敦煌公府文學，轉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掌機密，專典皇帝詔敕。軍國政務等重大詔令皆出於顏師古之手，其文才當時未有敢於與其相比者。顏師古勤於政事，又擅長文辭，其所擬製誥冊奏之工整美好，名冠當時。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即皇帝位，顏師古被擢為中書侍郎，封琅琊縣男。後因坐事兩次被貶。顏師古聰敏好學，精於訓詁。
太宗當朝，為了適應大一統政治的需要，也為了國子監經學教育之亟需，重視對傳統文化典籍的整理，因古籍久遠，且輾轉傳抄，文多訛誤，貞觀四年（630），著手進行五經版本的統一和整理，“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舊唐書·儒學傳》序），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五經文字從來未曾校定過，師法、家法各異，今文、古文不同。東漢末的蔡邕曾“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奏請“正定六經文字”，但在亂世中除留下熹平殘碑外，不可能做到“正定文字”。
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局麵，更使經學呈各種變異形態。官學體製繁雜，時開時停，各有師承，因襲舊說，在流傳過程中以訛傳訛，形成了各有所本、各有所師的複雜情況。當時，顏師古正坐事免官，閑居在家之際，奉唐太宗之命，潛心於五經的考定。師古利用“秘書省”珍藏的大量經籍圖書，以晉、南朝宋以來古今本為依據，悉心加以校正。這實際上是對漢魏兩晉南北朝及隋朝以來，五經版本與文字的一次大清理。曆時兩年多，選校了《周易》、《尚書》（今文、偽古文混合本）、《毛詩》、《禮記》、《左傳》等五種為“五經定本”，並呈獻給唐太宗。
太宗看後非常滿意，給予了重視，特地請諸儒評議，當時諸儒因受傳習的束縛，爭相非議。顏師古乃廣引晉、宋以來典籍，一一加以解答，援據詳明，皆出於諸儒意外，自此莫不歎服。唐太宗知道以後，“稱善者久之”。
貞觀七年（633），“頒其所定書（指《五經定本》）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貞觀政要》卷七）。稍後孔穎達等奉敕編撰《五經正義》，也是以“五經定本”作為其底本的。這樣，顏校的“五經定本”以封建王朝法定的經典形式，頒行全國，作為中央官學至地方州縣各級學校的標準教科書，成為朝廷取士的圭臬，直至宋代數百年間，士人謹守，無有異議。這是空前的盛舉，對於學習者來說，克服了求經無所適從的苦惱。
唐貞觀七年（公元633年），顏師古被任命為秘書少監，專管校定古書的工作，每遇疑惑不解的奇文難字，他都能一一辨析，並說明其本源。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顏師古奉詔與博士撰寫成《五禮》，進爵為子。後又奉太子承乾之命注《漢書》。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書成，進秘書監，以文學入選崇賢、弘文兩館學士。《漢書注》是顏師古晚年力作，在審定音讀、詮釋字義方麵用功最多，成績最大，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當時即有“杜征南（杜預）、顏秘書（顏師古）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之稱譽。
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顏師古隨從太宗征遼東，途中病故，終年65歲，諡曰“戴”。顏師古一生著述很多，與人合撰的有《五經正義》百餘篇、《隋書》八十五卷、《大唐禮儀》一百卷、《令》三十一卷。自撰的《急就章注》一卷、《漢書注》一百二十卷、《匡謬正俗》八卷、《顏師古集》六十卷。此外還有《安興貴家傳》和《玲圖》等。現存於世者僅有《匡謬正俗》和《漢書注》等。在顏師古的著述中，《匡謬正俗》、《急就章注》和《顏氏字樣》，承祖先之餘緒，啟三唐之門戶，作為唐代正字學的先驅者而永垂史冊。《匡謬正俗》、《急就章注》，皆為語言文字學方麵的專著，訓釋與考據都頗為精當；《漢書注》為曆史學名著。
顏師古並不看重官場的利益，對自己的潮起潮落也沒有任何怨言，他沒有為此而灰心，一心放在文學上麵，使得自己的一生綻放光彩，為後人留下了不朽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