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澧字蘭甫，一字蘭浦，自號江南倦客，番禺（今廣州）人。因少時讀書於東廂書塾，晚年自題著作為《東塾讀書記》，故學者尊稱“東塾先生”。
陳澧從小學習舉業，十七歲考取了縣學生。之後幾年頗為得意，先是得到學政翁心存的賞識，以廩貢生薦入粵秀書院肄業；讀了三年便題了優貢，即是由學政與總督、巡撫聯名向朝廷保舉的本省優秀學生。
陳澧於1832年中了舉人。之後入京會試，省城輿論看好，以為他此行大有中一甲而點翰林的希望。誰知道他一出了省境便交了黴運，十三年間考了五次，皆名落孫山。
陳澧並不灰心，又參加六年一輪的舉人“大挑”，以為可選得縣令，不料又考了個二等，隻能做教官。陳澧自謂：“以為不能治民，猶可以教士，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土習而起者。”
1849年實援廣東河源縣學訓導，到任便發覺“亂”的不是士而是民，“盜賊遍地”，僅兩個月便請假回家。幸虧跑得快，不然就像河源縣令一樣，“為賊捉去矣”。是年鹹豐帝繼位，例開恩科，陳潭第六次應會試，仍舊落第。
1856年陳澧獲補選知縣，但世道更亂了，太平軍正興，第二次鴉片戰爭即將開戰，他隻好放棄追求了二十年的“百裏侯”，申請改授京官虛銜，得授國子監學錄。
自此以後，陳澧便不再掛念功名，而專心於學術，會通漢宋之學，著述甚豐，廣涉經學、史學、音韻學、文字學、聲律、音樂、地理學、數學、書法及詩詞學等眾多領域，成就卓越，成為晚清嶺南學術最具影響的傑出人物，亦可謂因禍得福也。
道光十四年（1834），陳澧便入讀學海堂，成為學海堂第一屆的專課肄業生。1840年補授為學海堂學長，其後一直任職。1867年，陳澧受聘擔任菊坡精舍的山長，所以菊坡精舍受學海堂的影響最多。
陳澧在《菊坡精舍記》中說：“始議為書院時，以書院多課時文，此當別為課。澧既應聘，請如學海堂法，課以經史文筆。學海堂一歲四課，精舍一歲三十課，可以佐之，吾不自立法也；每課期諸生來聽講，澧既命題而講之，遂講讀書之法，取顧亭林說，大書‘行己有恥，博學於文’二語揭於前軒，吾不自立說也。”可知菊坡精舍在辦學宗旨上是承傳了學海堂的實學宗旨。
陳澧在受盡了二十年的科舉之害後，開始轉為推崇顧炎武，以求在經史中尋找到微言大義，通經方能致用。故在菊坡精舍大力推行實學，主張摒棄當時以科舉為主導的教學方式，認為精舍門人當以學問為重，不是為取超等；士人為學，須於經、史、子、集四科當中，揀選一科與其性情相近的專門來研究，這與學海堂專課肄業生專研一科的情況又相類似。所以無論是在教學宗旨還是教學內容上，菊坡精舍都是效法學海堂的。
菊坡精舍與學海堂有些不同，陳澧在菊坡精舍不但出古文經史題進行考課，還升堂講學，每次聽講者達數十人，既有針對命題的內容，又連帶及讀書之法。因為菊坡精舍是院長製，不同於學海堂的學長製，這樣，菊坡精舍就成了陳潭一人的專門講學之所，陳澧便能夠通過講學，詳細而係統地將自己讀書方法、治學途徑、經驗教訓等傳授給學生，對學生的影響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