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書法藝術
書法藝術是中華民族特有的一種藝術樣式，它是具象與抽象，表意與抒情的和諧統一，是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產生的思想情感的藝術反映。
甘肅作為西部的文化重鎮，其書法藝術源遠流長，不僅出土了很多中國書法之鼻祖的青銅銘文，而且還有曆史悠久的敦煌遺書和簡牘，以及獨具特色的崖刻和碑帖。甘肅書法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從一個側麵記錄了中華文明的曆史和漢字形體的發展演變。在甘肅悠久的書法文化傳統的浸染下，隴原大地先後湧現了張芝、張旭、索靖、邊武等著名書法家，正是有了他們，甘肅的書法藝術才得以代代相承，並發展成為中華書法文化中璀璨耀眼的一部分。
青銅銘文
青銅銘文指鑄造或鐫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古時候因為青銅也叫“金”，青銅彝器叫”吉金”，所以青銅銘文又稱”金文”、”吉金文字”。又因為禮器鼎、樂器鍾是古時青銅器的代表器物，故青銅銘文也叫”鍾文。統中其祖之有下，而之其，以其祖“攻其鄰國殺其民人，以為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從內容看，青銅銘文可謂是記錄中華文明的曆史存盤，沾滿了曆史的煙塵。從形體看，青銅銘文一般筆畫粗壯，肥筆較多，上承甲骨文，下啟篆、隸、楷之先河，即中國書法之鼻祖，是古代文字藝術造型的典範之一，是當今研究漢字形體發展演變的寶貴資料。從今天的考古學研究結果來看，甘肅出土的青銅銘文主要集中在商周和西漢這兩個時期。迄今甘肅傳世較為著名的青銅銘文主要有：
靈台白草坡的銅鼎銘文1967年和1972年，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曾兩次在甘肅靈台縣西屯鄉的白草坡村進行發掘，清理了9座西周墓和1座車馬坑。依據隨葬的青銅銘文，可以確定這是西周康王和昭王時期的貴族墓葬。墓葬中的青銅禮器有方鼎、尊、卣、爵、觶等幾十餘件，大部分有銘文。其中有一件青銅鼎，方形，直耳四柱足，夔雷紋，通高24.5厘米，口徑18.5 14.8厘米，器內壁陰刻（陰刻指鑄或刻的凹下去的字）銘文”：白（伯）作寶尊彝！”。其銘文字形大小不一，參差不齊，隨字形的，是是有，中的出，體，有一的古，書法家黃庭堅曾經說過：”凡書要拙多於巧。”薑夔也說：”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這也正是我們書法藝術中一直追求的萬歲枯藤之喻，枯筆飛白之運，剝蝕殘破之跡，漫渙迷離之美。同時也是對大哲學家老子反對人為與巧智、追求天然和樸拙的深層哲思在書法藝術上的落實。所以，今天的書法盡管離不開技巧，但堅決反對屈於技巧，要求超越技巧，追求一種”不工之工”的純自然的“無目的性的合目的性”，即一種不加修飾的率真美。
靈台的銅尊銘文此尊通高29.5厘米，口徑23厘米，腹深21.5厘米。
喇叭口，長頸鼓腹，內底鑄銘文8字。從文獻看，此尊屬於西周前期貴族陪葬禮器，比1972年在甘肅靈台白草坡的銅鼎銘文要早一點。這些銘文字體和百草坡的相近，字體大小不勻稱，參差不齊，筆鋒有芒角，筆畫粗壯厚實，隨字賦形，肥筆突出，煥發有一種雄渾古樸的力度美，體現人們精神上的剛健和豪邁的氣概。這是一種接近陽丙_美，和西方美學中所說的”崇高”有些相似，即形體上的巨大有力，形式上的粗曠突兀，以及比例均衡、節奏和諧較為突破；但也不同於西方美學中的崇高。西方美學家在論崇高時，大多強調對象的恐怖和不可戰勝性，強調人們在震撼和驚懼中所獲得的一種刺激和興奮。而此銘文體現的是中國書法中獨有的金石淩厲之美、錚錚鐵骨之美。
大堡子山遺址中的秦公餺銘文大堡子山遺址位於甘肅禮縣縣城以東13公裏的西漢水北岸。在20世紀90年代初，此墓被盜，隨後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清理，發現一座長方形東西走向的”樂器坑”，坑長8.8米，寬2.1米，殘深1.1米？1.6米，距地表1.92米？
2.06米！。坑內有幾十件樂器分南北兩排排列，在南側靠坑壁處的西邊有3件銅餺（即古代樂器：大鍾），其中一件的鍾鼓處刻有銘文。此鍾餺通高66，體高48.5厘米。舞長徑29.4厘米，短徑23.7厘米，銑距37.2厘米，鼓間距31.3厘米氣鍾體被4條鏤空的扉棱分為四區，每區都有龍和蟬紋相間的紋飾。在鍾鼓部有銘文26字（如圖），為：”秦自作寶和鍾，以其三餺，乃音鏽鏽，秦子峻在位，眉壽萬年無疆。”這一春秋早期的銘文繼承了的西金文，。法，用。筆勢遒勁凝重，具有後世難以企及的古意。字體修長而儀態萬千，痩勁取縱勢，謹嚴而不失瑰奇，較《散氏盤》端整而雍容。章法是有列無行，錯落有致，字字相生。整篇銘文僅僅26個字，但每個字都具有一種高度純粹化、典型化的線條美，在這些文字刻契的線條中體現了我們早期先民們潛意識中的書法線條美感。
禮縣秦公簋銘文據考證此器為春秋中期秦景公時的器物，在秦漢時曾被當作容器使用。1919年出土於甘肅天水西南（現今甘肅省禮縣紅河鄉王家東台），為西縣官物，現陳列於中國曆史博物館。該器物及蓋部共有銘文104字，其中器銘51字，蓋銘53字。已經是這一時期較長的銘文了”。銘文內容是有關祭祀祖宗祈求神靈保佑的，此銘文與春秋早期秦公餺銘文相比，它較多地繼承了春秋早期秦金文的特點，即字形規整自由，肥筆完全消失，線條的形式美變得勻圓遒勁，且在筆法上改圓潤為圓折之筆，逐漸接近於小篆；章法上錯落有致，飄透秀美”並且結構謹嚴，方正痩勁。總體書風古茂雄秀，冠絕古今。其用筆力雄健，起至均為藏鋒，圓融渾勁，布局勻稱規整！總之，是既富實用價值又不乏觀賞美。另外此銘文製造技藝獨特，均由印模打就，據說青銅器銘文的此種製作方法，目前僅此一例。
靈台溝門西漢墓中的銅鏡銘文此墓位於甘肅省平涼市靈台縣百裏鄉古城村溝門生產合作社，出土的銅器大約40多件，其中銅鏡一件，直徑13.5厘米，鈕由六座山峰組成，鈕的周圍有螺旋狀紋修飾。在螺旋紋至鏡邊的部位有銘文23個字”為監炤察衣服驩容銀絲組護逞為信精先宜人青瀉銅芋”“，此銘文字體寬博大方，排列跌宕，隨行就勢，搖曳多姿。筆畫方折犀利，豎畫重長，表現出不拘於篆書的勻圓內斂，而任由鋒，不僅方，的意。其中的點畫，像重疊的山峰、突兀的山石，顯得犀利而有骨力，就如蕭衍所說：”棱棱凜凜，常有生氣。”具有一種淩厲之美，給人一種昂揚向上，充滿活力的感覺。字形是隨形布局，上緊下鬆，呈縱勢排列，風格獨特，書風渾厚，是後世不可多得的書法典範之作。
敦煌在曆史上曾是甘肅古絲綢之路的要塞。其厚重的文化積澱，為甘肅的文明史增添了最絢爛的一頁。敦煌由於特殊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不僅保存了大量的壁畫、彩塑藝術，也保存了大量的書法墨跡。敦煌書法的出土對於研究我國古代書法發展史，特別是隋唐，乃至魏晉、秦漢書法的藝術發展史都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2.埃爾伍德把文化定義為”通過符號手段來體現社會需要和社會傳遞的一種行為手段”“，文字書法就是最好的印證。敦煌書法主要以減經洞出土的遺書書法為主，還包括敦煌地區古遺址中出土的漢代漢簡書法、石窟題記以及現存的文書。
敦煌遺書書法敦煌遺書囊括了由晉、十六國、一直到北宋的四萬多卷墨跡，含金量相當豐富，對於中國文字楷化時期的曆史及其書法藝術的研究，保存了最豐富、最係統的第一手資料。敦煌遺書的書其明的特和地特，之為書。
書“於漢的書”於唐的，是晉的重要書。地錄了中國文字隸變以後向楷書轉化的，對文的展了重大的作。敦煌書有唐代拓本三種，即歐陽詢書《化度壽豈禪師塔銘》、柳公權書〈塗剛經》、唐太宗李世民書《溫道教經典泉銘》，還有王義之17帖、臨本3帖。這些拓本和臨帖都極為寶貴，是當代罕見的唐代墨跡珍品，代表遺書書法有《道教經典》、《妙法蓮花經）、〈伏般涅盤經卷》。另外，敦煌遺書中關於書法理論的寫本有三葉殘卷，也非常值得關注。其一是論述寫字方法的，對筆畫的比例關係、粗細、長短、寬窄、字與字的大小關係都有詳盡和精辟的論述。其二和其三都是王羲之書論，其中”筆勢論”殘卷，是民間傳說中的王羲之書論抄件。敦煌寫卷中的硬筆書法，是書法史上未曾記載的民間創造。所謂硬筆，在當時即木筆或葦筆。從甘肅出土的實物來看，硬筆尖端劈為兩瓣，與現在的蘸水鋼筆尖完全相同。這說明我國硬筆書法古已有之。
由於敦煌在曆史上曾被少數民族占據過，因此，在遺書中還保存有許多種少數民族文字的寫卷，有梵文、蒙古文、回鶻文、西夏文、吐蕃文等，其中。這些寫卷都是筆或筆書寫，當，有和的，有的書法藝術價值。敦煌遺書寫卷，絕大部分是用筆抄寫的，可以說是古代民間書法的集大成。卷子的抄寫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寫經生或一般庶民，大般涅盤經卷他們常年抄寫，熟能生巧，所以書法技藝高超。有的書寫得威武勇猛、大刀闊斧；有的書寫得嫻熟娟秀，溫文爾雅。行、草、隸、篆各種書體皆備，豐富多彩，表現得自然質樸，機動靈活。其功力法度，審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讚歎”！
石窟題記在莫高窟492個洞窟內的壁畫中，保存有大量的曆史墨跡。一種是佛畫的榜題，一種則是供養人的題記，這些都是創作壁畫的畫工書寫的。這些墨跡題記雖然數量很多，但因為大部分都是畫工的信手之作，所以錯別字也較多顯得比較粗糙拙劣，隻有少部分比較精良。
書體然樸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