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使我感覺他們都有一個根本上的誤解。梅、任諸君都讚成“文學革命”，他們都說“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但他們讚成的文學革命，隻是一種空蕩蕩的目的，沒有具體的計劃，也沒有下手的途徑。等到我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方案（用白話做一切文學的工具），他們又都不讚成了。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決不是“文言白話之爭而已”。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應該有“他方麵”，應該走“大道”。究竟那“他方麵”是什麼方麵呢？究竟那“大道”是什麼道呢？他們又都說不出來了；他們隻知道決不是白話！
我也知道光先有白話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認定了：無論如何，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有活的工具。那已產生的白話小說詞曲，都可證明白話是最配做中國活文學的工具的。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工具抬高起來，使他成為公認的中國文學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們方才談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麵。這是我的方案。現在反對的幾位朋友已承認白話可以作小說戲曲了。他們還不承認白話可以作詩。這種懷疑，不僅是對於白話詩的局部懷疑，實在還是對於白話文學的根本懷疑。在他們的心裏，詩與文是正宗，小說戲曲還是旁門小道。他們不承認白話詩文，其實他們是不承認白話可作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所以我決心要用白話來征服詩的壁壘，這不但是試驗白話詩是否可能，這就是要證明白話可以做中國文學的一切門類的唯一工具。
白話可以作詩，本來是毫無可疑的。杜甫、白居易、寒山、拾得、邵雍、王安石，陸遊的白話詩都可以舉來作證。詞曲裏的白話更多了。但何以我的朋友們還不能承認白話詩的可能呢？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白話詩確是不多，在那無數的古文詩裏，這兒那兒的幾首白話詩在數量上確是很少的。第二是因為舊日的詩人詞人隻有偶然用白話做詩詞的，沒有用全力做白話詩詞的，更沒有自覺的做白話詩詞的。所以現在這個問題還不能光靠曆史材料的證明，還須等待我們用實地試驗來證明。
所以我答叔永的信上說：
總之，白話未嚐不可以入詩，但白話詩尚不多見耳。古之所少有，今日豈必不可多作乎？……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
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高腔京調未嚐不可成為第一流文學……適以為但有第一流文人肯用高腔京調著作，便使京調高腔成第一流文學。病在文人膽小不敢用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謀生，故名士如高則誠、關漢卿之流皆肯作曲作雜劇。今日高腔京調皆不文不學之戲子為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則高腔京調之不幸也……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亞，即當唱京調高腔者乎？……與莎氏並世之培根著《論集》（Essays），有拉丁文英文兩種本子；書既出世，培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當賴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則但以供一般普通俗人傳誦耳，不足輕重也。此可見當時之英文的文學，其地位皆與今日京調高腔不相上下……吾絕對不認“京調高腔”與“陶謝李杜”為勢不兩立之物。今且用足下之文學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之目的，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