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省濟陽縣人。
譚嗣同的父親曾擔任過湖北巡撫。少年時代的譚嗣同生性好動，喜歡遊玩和運動。封建官僚的門第要求他通過科舉考試謀取功名，但他對死讀八股缺乏興趣。在幾位老師中’歐陽中鵠對譚嗣同的思想發展起了較大的影響。這位老先生對清初的兩名思想家王夫之和黃宗羲非常敬佩，是一個具有變革思想的知識分子。譚嗣同還拜過當時在北方頗有名氣的義士“大刀王五”王正誼為武術老師。他們兩人一直保持著很深的友誼。
1884年，19歲的譚嗣同到新疆巡撫劉錦棠幕府中任職。不久離開新疆，開始了他長達10年的漫遊生活。他的足跡遍及於大江南北、黃河上下，到過十幾個省，合計行程8萬餘裏。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堪繞地球一周”。
10年漫遊中，譚嗣同六赴南北省試。但他對科舉考試並不熱心，所以每次都名落孫山。他漫遊主要是為了察視風土，物色豪傑。在此期間，他結交了不少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並與他們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在漫遊中，譚嗣同目睹了民間的疾苦，領略了中國窮困落後的社會現實。有一年，黃河下遊大水泛濫，山東、河南的老百姓攜兒帶女’成群結隊地向西北地區逃荒。譚嗣同在途中下車，問災民們哪裏去。災民們回答說：“到有荒地的地方去。”他又問：“是你們自己願意遷移的嗎？”災民說：“有什麼辦法！故鄉一片汪洋，我們無法生活’還留戀什麼呢？”麵對祖國的壯麗山河和重重的社會矛盾，譚嗣同不禁發出了“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猶是，人民複非”的感歎。
急驟變化的中國政治與經濟形勢，把譚嗣同推人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行列。
那時，清政府每次向外國侵略者屈膝投降，都以外國船堅炮利來為自己開脫。洋務派在“求富”和“自強”的旗幟下，進行了30多年的洋務運動，買進了大批的洋槍洋炮，建立了新式的海軍。但是，1894年的中日戰爭，使清政府的腐朽麵目暴露無遺。
原先人們認為，中國與西方強國作戰固然不行，但要對付羽毛未豐的日本，還是不成問題的。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中日甲午戰爭以中國的慘敗而告終。
這時候，譚嗣同正在湖北，幫助他父親辦理賑災之類的事情。得知中國戰敗的消息後，受到極大的刺激，悲憤異常。在這段時間中，他經常夜不能眠，深夜從床上起來，繞屋行走，無法解除心頭的憂憤。他在一首詩中悲愴地寫道：
“世間無物抵春愁，
合向蒼螟一哭休。
四萬萬人齊下淚，
天涯何處是神州！”
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使譚嗣同迅速地從封建地主階級的營壘中分化出來，成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一位代言人，立下了變革的壯誌。他在給他的老師歐陽中鵠和友人的信中反複強調，變法已刻不容緩。如果中國再不趕緊變法，讓外國人來“代變”。那麼一切權利就會統統被外國人操縱，四萬萬中國人就將全部成為白種人的奴隸。
怎樣進行變法呢？譚嗣同認為，在當前的條件下，不可能進行全國的變法，隻有先在一個地方變法，打下基礎，等條件成熟就實行“自立”。
譚嗣同與當時在武昌兩湖書院就學的唐才常、劉淞芙商量，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認為第一步應從“興學術”做起。他們認為這是馬上能夠做到的事情，不必經政府批準就可以實行。商定以後，唐才常、劉淞芙回到湖南，將這個意見告訴了在瀏陽的師友。但出乎意料的是，沒有人對他們這個意見感到興趣。譚嗣同出於無奈，寫了一封長信給老師歐陽中鵠尋求支持。信中詳細闡述了變法的必要和方法，提議先在瀏陽邀集紳士，設立算學格致館，招集優秀的人才來學習。
歐陽中鵠很重視譚嗣同的意見。他聯絡了瀏陽一些有聲望的人士，並將譚嗣同的信和以後寄來的《開創章程八條》、《經常章程五條》等彙刻成書，還準備將縣城原有的南台書院改為算學館。
但是，僅僅提倡學習自然科學也遭到了當地頑固派的反對。譚嗣同得知後，馬上從湖北趕回瀏陽，與歐陽中鵠、唐才常、劉淞芙等人進行商議。為了縮小目標，減少阻力，決定暫時不設立瀏陽算學格致學館，而先招少量的人辦個算學館。通過兩年的努力算學館才建立起來。
《馬關條約》簽訂時，康有為在北京聚集各省舉人發動了“公車上書”，把改良主義思潮推進為變法維新的政治運動。此後，變法維新運動在全國各地蓬勃發展起來。當時，要數湖南省的維新運動開展得最為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