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黃金、銀元的嚴家淦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來台灣的數年間，我們在財政上並沒有遭遇到多大困難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對國家的貢獻”。正因為俞鴻鈞對國民黨退台後能夠得以繼續統治有功，故被蔣介石任命為“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台灣交通、農民銀行與台灣銀行董事長。1953年出任台灣“省主席”。1954．年5月，又被蔣介石提名為“行政院長”。俞在“行政院長”任內因在提高軍、公、教人員待遇問題上同“監察院”發生摩擦，以致遭到“監察院”彈劾。在此情形下，蔣介石於1958年1月16日親自邀集國民黨中常委、中央委員與國民黨籍“監察委員”200餘人發表演說稱：“俞院長是國家行政首長，如何可受這樣情形的調查?”“我們希望你們記得我說的話，以後如有類似的問題，你們要慎用你們的權力。”
因遭彈劾，俞氏心靈受到重大創傷，故辭去“行政院長”職，專任中央銀行總裁。1960年6月1日病逝於台北，終年62歲。
對於蔣經國、俞鴻鈞盜運至台的黃金、銀元與外彙到底有多少，眾說紛紜。據李宗仁稱：
“據當時監察院財政委員會秘密會議報告，國庫庫存金鈔共值35000萬美元。此數字還是依據中國公開市場的價格計算；若依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數。庫存全部黃金為390萬盎司，外彙’7000萬美元和價值7000萬美元的白銀。各項總計約在美金5億上下”。
另據蔣介石機要秘書出身、直接參與盜運黃金的吳嵩慶部下詹特芳稱：
“中央銀行原報告有90萬兩，經過這次徹底核對，實存92萬兩，多出2萬兩，絕大部分是金塊，每塊10餘斤至20餘斤不等，塊麵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樣。”“另外還有黃金4200餘兩，據說這是蔣介石私人存的”。銀元部分約計3000萬元。
另據中央銀行1949年12月報告，當時國民黨當局的銀行庫存的黃金為395萬兩，白銀1136萬兩，銀元398萬多塊。程思遠在《李宗仁先生晚年》的回憶中稱：“蔣介石令蔣經國赴滬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將發行金圓券得來的黃金、白銀、外彙等共計3．7億美元秘密運往台灣。”曾任台灣“行政院長”的郝柏村稱國民黨撤退時將幾百萬兩黃金運至台灣。《人民日報》根據曆史資料稱：國民黨撤離大陸前，先後3批實際運去台灣的黃金共277．5萬市兩，銀元1520元。
比較以上諸種說法，《人民日報》公布的數字基本上是準確的。這部分黃金、銀元對於穩定台灣社會與發展經濟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溪口進香
蔣介石讓其子蔣經國盜運黃金的同時，還在人事部署上將其親信安插在要害部門。他任命最寵信的嫡係將領湯恩伯出任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總司令；令朱紹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任命寵將陳誠為台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任命蔣經國為台灣省黨部主任。
從蔣介石的部署看，他的確已感到大陸將不保，故將重點放在經營台灣上，為其日後退路預作安排。
當一切布置就緒之後，蔣介石邀約五院院長共進午餐，正式宣布引退。1949年1月21日，國民黨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第三次下野文告。文告稱：
“中正畢生從事國民革命，服膺三民主義，自民國15年，由廣東北伐，以至完成統一，無時不以保全民族，實現民主，康濟民生為職誌……現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身先引退，以冀弭戰消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
宣言不過是蔣介石的官樣文章，他深深知道，此番下野是美國老板聯合桂係推倒了他。後來他在提及第三次下野時說：
“我之下野的決心，固不能說全無國際環境之影響，但其重要因素還是由於我們內在矛盾的關係所致。”
他還宣稱：“在當時如果我不下野，當然我仍在南京，我認為隻要有海空完整無缺，那南京是可以守住的，萬一守不住，我亦決心死在南京。”
顯然，蔣介石將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李宗仁，這是有欠公道的。死守南京之說更顯示他在放馬後炮。
關於蔣介石第三次下野，各界評論頗多。蔣經國稱他父親此舉是“中華民族數千年曆史又遭逢了一次厄運，幾乎斷送國脈”。香港史學家對此說評論稱：這是一種推過於人、文過飾非的說法，藉此保存蔣的一代完人的形象。筆者相信讀者對蔣介石第三次下野自會有公正、客觀的評價。
蔣介石下野後循慣例返溪口老家反思，尋找重返政治舞台的捷徑。
1月21日下午，蔣經國隨其父乘專機飛抵杭州。當晚下榻在筧橋機場的天健北樓。因心情沉重，蔣介石久久不能人睡，便將蔣經國叫到床前，自我解嘲地說：
“這樣重的擔子放下來了，心中輕鬆多了。”
蔣經國聽後感慨萬千。
翌日上午10時，蔣介石全家乘機離杭。35分鍾後，飛機降落在櫟社機場。然後乘車駛進了於右任親筆手書“武嶺門”三字的故裏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