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傳》作者江南對蔣經國“內閣”也發表評論稱：“‘新閣’不僅陣容新，氣象新，活力也新，平均年齡61．8歲。”
蔣經國何以在一上台便在人事安排上一反以往老官員輪流坐莊的辦法，提拔青年才俊呢?據筆者觀察：
其一，化解省籍矛盾。省籍問題是國民黨退台後政治舞台上鬥爭的一個焦點。早在國民黨退台初期，台灣本土人甚至一些在島內知名度較高之人，參政的機會也很少，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台灣“省政府”要職，基本是由去台的大陸籍國民黨要人擔任。台灣“省主席”一職直到1972年23年間，竟無一台灣人出任。隨著台灣經濟的迅速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變遷，台灣人士參政要求越來越強。特別是在1970年保釣運動中湧現出來的革新保台派，他們多數是出身於官僚世家的中青年學者，也有一部分是地方持不同政見者，他們崇拜美國民主政治，反對國民黨軍事專製，也反對“台獨”勢力，主張和國民黨統治集團中的開明派合作，推進台灣的政治改革。蔣經國出任“閣揆”後，麵對台灣社會矛盾發展、國民黨出現政治危機的局麵，為了應變求存，開始在政治上作出一些調整，推行“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路線。因此，調整權力結構，擴大國民黨的經濟基礎，提出通過推行年輕化、本土化政策，大量起用和提拔台籍青年才俊和有“地方基礎”的台籍官僚，使國民黨政權開始由大陸籍官僚資產階級為主轉為同台灣大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
本土化政策形成應為70年代，而非40年代末50年代初。有輿論稱：蔣經國並非是本土化政策的創始人，其理由是：在國民黨退台之前，蔣介石就曾給時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打電報，令其多方延用台灣本地傑出人士參加“政府”，特別是培植台灣青年，以化解因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民怨。此後陳誠在“組閣”時，連震東出任“內政部長”，成為台籍人士中的第一位“部長”。自此形成慣例，“內政部”由台籍人士掌管。直到1961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八屆四中全會上，才有兩名台籍人士進入中央委員會。上述現象表明在最初的國民黨“政權”結構中，對台籍人士的限製是相當嚴格的，盡管吸收了若幹台籍人士參政，但從總體上看，台籍人士參政非常有限，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本土化政策此時並未形成。
進人70年代之後，隨著蔣經國時代的來I臨與台灣遭遇了國際政治、經濟的新困境，受革新保台派影響的蔣經國遂生偏安心態，積極推展革新保台路線。為使上述路線得以貫徹執行，蔣經國必然起用地方人士參政。正是在此種形勢之下，徐慶鍾成為第一位台籍副“閣揆”，謝東閔成為第一位台籍“省主席”，一批台籍人士連震東、李連春、李登輝、林金生、高玉樹等先後在“行政院”中任要職。至1976年國民黨十一大時，27名國民黨中常委中，有9名台籍人士，占33％。與此同時，每次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大代表”增額選舉中選出的委員與代表，絕大多數都是台籍人。可見，本土化政策是在70年代台灣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出現的。
進入80年代後，國民黨“政權”本土化傾向更加明顯。特別是到了蔣經國晚年，更加刻意推進本土化政策，並同政治革新結合，初步籌劃了他死後的台灣權力格局，把台籍人放在較為重要的地位。關於此點可從後來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選出的31名中常委的比例中得到說明。31名常委中有14人是台籍人士，占全體常委的45％。除“副總統”由李登輝擔任外，“司法院院長”、“監察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長”、“法務部長”、“交通部長”、台灣“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長均由台籍人士擔任。中央黨部一個副秘書長、兩個工作會主任、四個副主任及台北、高雄兩市黨部主委均由台籍人士擔任。至於縣市一級以下基層黨政主管，則幾乎是清一色的台籍人。
由於蔣經國推展的本土化政策迎合了一部分台籍人參政的要求，對緩解尖銳的省籍矛盾有積極的意義。
當然應該看到，蔣經國雖大力推展本土化政策，但在具體做法上，始終堅持以“大陸人為主軸，台灣本省人為輔”的原則。對台籍人士開放地方政權，“中央政權”隻開放次要部門，要害部門嚴加控製。這種狀況直到1986年後才稍有改變。蔣經國這樣做，既表現出與其父統治手法有很大的不同，也帶有很大的被迫因素。蔣經國之子蔣孝武就曾在一次答記者問時稱：“基本上講，我覺得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省籍的考慮，我相信有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