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蔣經國走上台階正要進入正門之際，手持槍械的黃文雄從正門兩側的大理石柱後迅速閃出，衝過警衛群，正欲舉槍射擊時，跟隨在蔣經國身後的便衣警探之一亨利·蘇尼茲將黃文雄拉住，並立即向另一便衣警探叫道：“注意，這人手上有槍。”兩人隨後扭成一團。
盡管刺殺行動遭此破壞，但黃文雄此時仍一邊與警探格鬥，一邊舉起手槍瞄準蔣經國扣動扳機。此時蔣經國驚慌失措地急急閃人扇形轉門內，子彈因而也就射人了正在轉動的兩扇玻璃折門間。當黃文雄極力掙脫拉扯，欲進入酒店再發射第二槍時，一名警衛立即用腳頂住旋轉門，黃文雄亦被製服，但不甘心，高喊：“像我一樣的人站出來吧!”
此時鄭自才見黃行刺失敗，亦不顧自身安危，及時衝入欲營救黃文雄，卻不料警衛以警棍狠狠地擊向其頭部，致使其眼鏡被打碎，血流如注，至此鄭自才高叫：“我要看醫生!”黃、鄭二人在警衛的群毆下，終被製服。
刺殺事件發生後，蔣經國死裏逃生，他進入大廳後先說的話是：“有人受傷嗎?”“如果這兩個年輕人要求見我，我會接見他。”在演講時，蔣經國隻是用了“外麵有風有雨”來說明剛才的謀殺事件。刺殺事件使美國下不了台，雖說美國國內槍擊事件層出不窮，但在外交活動中卻不多見。尼克鬆立即致電慰問，表示“至感遺憾”，“美國及本人聞悉此事，異常震驚，謹代表美國政府及人民致最忠誠之歉意”。
當台灣方麵得知刺殺蔣經國訊息後，轉驚為喜。5月1日，蔣經國結束美國之行，經東京返台時，蔣介石派其黨政軍要員到機場迎接歸來的蔣經國。連極少在台北露麵的蔣方良也破例前來迎接夫君，兩人擁抱於台北機場。
蔣介石一麵為蔣經國壓驚，一麵令警方徹查此案。經查：黃文雄係台灣政大新聞係畢業，1964年赴美國康乃爾大學就讀。刺案發生後，黃、鄭二人被以蓄意謀殺罪嫌移送“法辦”。“台獨聯盟”雖聘請律師打官司，但鄭、黃二人認為聘請律師打官司的目的，隻是想澄清“台獨聯盟”並非暴力恐怖團體，並未替兩被告的涉案辯護，在憤慨之餘，決定棄保抗議。
1971年，鄭、黃二人經紐約地方法院判處有罪，在擇期判刑時，二人決意分頭逃亡，鄭自才在友人協助下由美赴瑞士，再轉往瑞典，並在同年獲瑞典當局政治庇護，黃文雄自此下落不明。翌年，鄭自才突遭瑞典當局逮捕，美國要求引渡，同年9月，鄭被送往美國服刑。因飛美途中鄭自才絕食進人昏迷狀態，飛機飛往英國，英國當局以非法入境名義收押了9個月。1973年4月，英國將鄭自才送往美國，8月問，美國紐約州高等法院判處鄭自才5年徒刑，並發監執行。
五度訪美，蔣經國並未能阻止中美關係的正常接觸與發展。盡管在蔣經國之後又有“行政院長”嚴家淦奉蔣介石抵美力爭，但也未能奏效。就在聯大驅蔣案通過236天之後，台灣駐美“大使”沈劍虹接到羅傑斯電話通知，尼克鬆總統將於1972年初訪問北京。當沈劍虹與台北方麵獲知此訊息後均相當震驚。沈劍虹稱：
“有幾分鍾時間我震驚得說不出話來。我簡直不能相信：方才聽到的話是真的。我想打電話給台北方麵，不巧的是美國這邊的越洋電話接線生們那天正在罷工。我正草擬電稿時，電話又響了。這次是台北‘外交部’楊西昆‘次長’打來的，問我是否從美國政府人士那裏，聽到有關基辛格秘密訪問北平的消息。台北方麵的人士剛剛聽到新聞快報，要我證實他們聽到的消息是否正確。像我一樣，台北方麵對這消息最初反應也是覺得難以置信。”
7月16日，蔣氏父子深感台美關係“絕不會與以前一樣了”。在極端憤怒的情緒下，蔣介石指使楊西昆約見美國駐台“大使”馬康衛，向他提出強烈抗議，並稱尼克鬆的舉措是“最不友好的行為”，必然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同時，蔣介石還指示沈劍虹向美國國務院提出抗議。然而抗議行動也未能阻止住尼克鬆的北京之行。1972年2月21日，與中國大陸隔絕23年之久的美國終於被迫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客觀存在，總統尼克鬆與中國巨人毛澤東兩雙大手緊緊握在一起。其後，經中美雙方領導人磋商，達成了《上海公報》。《公報》在台灣問題上的表述是：
“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美國此一立場否定了多年來“台灣地位未定說”；同時，《上海公報》還提出中美關係應實現正常化。此點進一步指明台美關係未來的性質。
尼克鬆稱他的北京之行是“改變世界的一周”。加之聯大驅蔣案，造成台美關係江河日下，而且給台灣當局以致命的一擊。有20多個國家幾乎一夜之間同台灣當局“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截至1973年2月，僅有39個國家與地區同台灣當局保持“外交”關係。
大罵 田 中
正當台灣當局處於“外交”絕境之際，蔣介石的另一“忠實外交盟友”日本，又於1972年9月29日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聯合公報，宣布結束兩國間的不正常狀態，恢複正式外交關係。中日恢複邦交是繼尼克鬆改變對華政策和聯大驅蔣案後對蔣經國新“內閣”的又一沉重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