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美國《新聞周刊》發表梅林達·劉所寫的題為《台灣：接連不斷打擊反動派》的文章，指責此事件是“幾年來台灣進行的幾次最大的政治鎮壓之一”。該文稱：其實，“反對派的政綱並沒有什麼刺激性”。與該刊相呼應，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學約50名教授寫信給蔣經國，抗議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大規模逮捕。
新華社也於1月27日播發了《台灣當局利用高雄事件進行大逮捕大迫害》新聞稿。蔣經國在海內外輿論的壓力下，於1月3日作出下列指示：
“高雄暴力案件的發生非常不幸，這是一樁‘法律’案件，對於涉嫌分子自應‘依法’秉公處理，尤其對於首、從應明確區分，毋枉毋縱。在高雄的暴力案件發生後，‘政府’一定‘依法’處理，今後不會影響我們推動‘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決心。‘民主法治’之路，是我們一定要走的路。”
此外，當局為緩解外界對處理《美麗島》的壓力，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準許部分被捕者同家屬通信，派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關中接見被捕家屬代表；對個別參與高雄事件的人員予以寬恕，以拉攏分化等。
中壢事件與《美麗島》案都是繼二二八事件以來反抗國民黨統治的重大事件，它的發生對80年代台灣政壇影響頗大。如果將兩事作一比較，就可發現：前一事件遠較後一事件為重，台灣當局並 未動用武力，《美麗島》事件則未發展到與警方衝突的地步，但卻遭 到了血腥鎮壓。台灣當局為何對兩事件采取迥然不同的態度呢? 據筆者分析：
第一，中壢事件是突發的、地方性的反對國民黨選舉的舞弊事 件。而《美麗島》雜誌是由黨外知名人士黃信介、施明德等人創辦 的，旨在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抨擊當局各種弊端，推進台灣的民 主化進程。此刊給國民黨當局以極大威脅，故當局必欲除之。
第二，國民黨當局認為黨外人士要求取消戒嚴令，開放黨禁、 報禁的主張有組黨傾向，故對《美麗島》雜誌社組織的遊行活：動堅 決予以鎮壓，並逮捕組織遊行的頭麵人物，判以重刑。
第三，是蔣經國強化自己統治所采取的一個下馬威。中：嚦事 件發生時，正處在“總統”大選之前，蔣經國不願看到登基之日的不 愉快場麵，故對中壢事件采取忍讓態度。《美麗島》案則發生在蔣 坐上“總統”寶座之後，如果對黨外勢力的挑戰與組黨傾向不堅決 鎮壓，就很難使蔣家香火得以延續。
《美麗島》遊行事件遭到鎮壓後，由保釣運動燃起的政治熱情 再度冷卻了。但這種冷卻是暫時的，隨著島內多元化傾向的發展 和世界民主潮流的發展，國民黨一黨專製的局麵麵臨嚴重挑戰，當 局愈來愈難以平息知識界與黨外勢力對當局高壓政策的不滿情 緒。進入80年代之後，黨外勢力再度發展，創辦刊物，突破禁令， 反對國民黨的高壓政策。
連 任
1984年，6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又將在台島展開。按照慣例， 各黨派在選舉前須選出本黨候選人，以便竟選。同年2月15日， 國民黨召開十二屆二中全會，主要任務是推舉本黨“總統”候選人。 會議由蔣經國主持，通過了以嚴家淦為首的二中全會主席團提名蔣經國連任本黨“總統”候選人的建議。在接受提名之前，蔣經國又謙讓一番，宣稱：
“在6年以前，經國接受黨的征召，‘國民大會’的選舉，和全體同胞的托付，承擔重任，職責未盡百一，自省內疚，日切於心，今天原不敢再度接受提名，複承大任。但是當此總理、總裁的誌業未竟，本黨革命任務的大責方殷，‘國家’民族的命運貞下啟元之際，經國身受全黨同誌的督責，在革命洪爐之中，敢不仰伏同誌的光和熱，以一個戰士兵接受號令的心情，再起艱巨……擔負起本黨對‘國家’對同胞神聖莊嚴的責任。”
對於此次“總統”選舉的人選，社會上均不做第二人想，因為在國民黨十二屆二中全會之前，社會上已由國民黨親蔣人士掀起了蔣經國應當再度連任的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