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台灣島內“台獨”勢力的猖獗，蔣經國雖未放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論”與頑固的反共立場，但其對和談的調子有所降低。此點可從時任“行政院長”俞國華的講話中得到說明。俞說：“台灣並有拒絕談判，隻有不願意在不平等的地位上、在受壓力的情況下進行關係到國家命運前途的談判。”
1987年8月8日，《自立晚報》在第三版上刊登了一幅鄧小平在北戴河遊泳的照片，照片寬8．5厘米，高7．5厘米，並有說明與標題，標題是《老鄧水中秀》。
當大興安嶺發生大火災時，蔣經國看了新聞報道後倍感痛心。他說：“這次火災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不幸，不能進行諷刺和挖苦”，並且發出號召：“無論是誰，如有滅火的方法，請提出來。”此外在“國旗”、“國號”問題上，蔣經國也有所讓步。例如“亞行模式”(台灣稱“亞銀模式”)。眾所周知，在台灣當局擁有會籍的少數官方國際組織中，亞洲開發銀行是惟一比較有影響的國際組織。1986年2月，該會理事會決定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委員，並要求台灣當局改名為“中國台北”。台灣當局則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改名為“中國北京”，這一要求遭到拒絕。1986年3月19日，國民黨中常會舉行會議，“外交部長”朱撫鬆與“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分別對亞行作說明，強調亞行會籍案實為中共“一國兩製”“統戰”態度的一部分，並認為英、美、日的態度為“幫助中共統戰”。認為若“接受更名留在亞銀即可恢複各國際組織席位，是辦不到的事”。從上述立場出發，台灣當局改變了過去“中共參加，自己退出”的做法，采取了“不退出、不接受、不參加”的方針，沒有出席第十九屆、二十屆亞行年會。1989年4月6日，台灣當局宣布決定派國民黨中常委、“財政部長”郭婉容率團參加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十二屆亞行理事會年會。中國台北代表團全體成員佩戴“中國台北”字牌出席會議。台灣當局派代表參加在北京舉行的亞行年會，是海峽兩岸關係發展中的一個曆史性突破。
上述跡象已經表明蔣經國與台灣當局對國共兩黨和談及中國統一問題，比1979年至1981年時前進了一步，盡管時有倒退，但這些微小變化的確令每一位炎黃子孫感到欣慰。
正當蔣經國尚未從陳年的牛角尖中鑽出來之際，突發了震撼兩岸的華航貨機事件。此一事件的突發，從某種意義上講，開始動搖了蔣經國的反共政策與“三不”方針，迫使蔣經國不得不調整大陸政策，從而為兩黨接觸開創了契機。
華航貨機事件的原委是：1986年5月3日下午3時10分，一架台灣中華航空公司(簡稱“華航”)的波音747F(編號B198號)貨機，從曼穀飛往香港途中，該機機長王錫爵將飛機轉航大陸，降落在廣東白雲機場，同機抵達大陸的還有副駕駛員董光興、機械師邱明誌二人及貨物22萬磅。王錫爵本人要求在大陸定居，和家人團聚。
就在華航貨機抵達廣州當日，中國民用航空局迅速作出反應，給華航發電，電文如下：
台北
中華航空公司：
你公司的波音747貨機一架於5月3日15時10分飛抵廣州白雲機場。機長王錫爵要求在大陸定居。我局邀請你們盡早派人來北京同我局商談有關飛機、貨物和機組其他成員的處理問題。請用電報掛號22101CAXTCN或電話(北京)558861同我局聯係。中國民用航空局
華航貨機事件的突發，立即在台灣島內引起強烈反響。據台報稱：就在事發當晚，華航董事長烏鉞連忙向台灣“交通部長”連戰報告事件經過，並請示處理意見。連戰在電話中至少有一兩分鍾無言對答，烏鉞還以為電話出了毛病，連喊：“喂!”“喂!”喊了十餘聲才聽到連戰的聲音：“怎麼會發生這事!怎麼會發生這事!”接著電話就被掛斷了。“交通部”政務次長朱登皋，聞此訊息後連說：“糟糕!不幸!”連戰絞盡腦汁苦思，實無上策，一麵命朱登皋盡快發一聲明，華航貨機事件與“政府”無關，將由華航通過第三者處理；並上報“行政院長”俞國華、“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俞、沈見事件太大，不敢怠慢，急忙呈報蔣經國。蔣經國聞知此事後，“頗為激動，捏著拳頭臉色漲紅”，心情極其沉重。連戰、朱登皋、烏鉞更是徹夜未眠，研商處理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