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對黨外人士利用“議會”講壇鬥爭形式采取新策略，或是打疲勞戰術，或是進行種種起哄。對黨外“議員”多次提出的質詢，或不予解答，或顧左右而言他。對黨外人士提出的議案或是議．而不決，或是強行否決。在5月16日“省議會”黨外“議員”集體辭職事件中，國民黨當局先是驚慌失措，繼而采取“降低衝突”和分化瓦解的策略，轉移民眾的視線。另一方麵則借以玩弄利誘威脅的陰謀詭計，對黨外“議員”進行分化、離間及各個擊破的伎倆，以瓦解黨外“議員”的集體行動。 其三是全力以赴阻止黨外人士在1985年的地方選舉中獲勝。由於國民黨各級主管在選舉中假公濟私，黨外勢力在11月6日台灣地方省、市“議員”、縣市長選舉時舉行抗議活動，並同警方發生衝突。國民黨當局為製止事態擴大，出動憲、警鎮壓，並逮捕了黃誌誠、鄭萬居等11人，國民黨的行徑再度遭到黨外勢力的抗議。
隨著黨內外鬥爭的激化，黨外勢力進一步朝著爭取組織化與合法化的方向發展，掀起了一個反“戒嚴”、反迫害的鬥爭浪潮。在這一浪潮的衝擊下，國民黨被迫從對黨外勢力的鎮壓政策逐步轉變為容忍、讓步政策。
許信ge,闖關
黨外勢力爭取組織化與合法化的鬥爭是從1986年初開始的。是年春，黨外公政會決定成立地方分會。台灣當局欲以“不合法”為由，揚言予以取締。黨外公政會於4月18日晚召開理事會，討論對國民黨當局既定立場的態度。理事長尤清聲稱：公政會籌設分會是黨外組黨的準備步驟，一旦國民黨動手取締，將可能促使加快組黨的步伐。
5月1日，黨外人士許信良、謝聰敏、林水泉等人在美國紐約組建了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許信良任l臨時主席。該委員會發表聲明稱：組黨目的有二，其一是為了“爭取人民組黨的權利”。該黨正式成立後將於1986年底台灣舉行大選之前，由許信良帶隊遷黨回台，“突破黨禁”。許信良聲稱：“我們三人回台灣，雖不一定會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結果，但前途未能預卜，然而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就是有人甘冒‘人地獄’的危險。人們必須要帶頭，我們三人有信心。”其二是加強民主運動。該組織成立時有113人，其中包括江南遺孀崔容芝、陳文成遺孀陳素貞、施明德妻子艾琳達等，該組織也包括“台獨”分子。台灣當局對許信良等的行動極端重視，警方也密切注意他們的行蹤。許信良等人後來為遷黨回台，演出了闖關一幕。
與台灣民主建黨委員會成立同時，中國國民黨同誌行動委員會也在美宣告成立。該會總聯絡人陳抗生說：設立此會是因為一些黨員對國民黨現有組織沒有信心。希望利用海外較好的條件，將失散在各地的國民黨黨員及留學生組織起來，激勵國民黨，並在整個中國的架構下，加速民主步伐。他還認為該行動會或許和大陸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基本方向上並無差異，但後者了解大陸的情況，而行動會對台灣的情況較清楚，兩者不致重疊。陳抗生還宣布，該行動會的宗旨是：
(1)承認中國領土上現有兩個政權的存在；
(2)反對台灣獨立；
(3)追求中國統一的目標。
陳還要求台灣當局充實或改革現有“中央民意機構”；試行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嚴禁選舉舞弊等。
在海內外輿論的壓力下，蔣經國出於穩定政局的需要，被迫作出讓步，答應允許黨外公政會成立地方公會，但提出須以改名和登記作為前提條件。與此同時，在中介人的斡旋下，國民黨當局開始與黨外人士進行“政治溝通”。當黨內外關係再度緊張時，台大教授胡佛、楊國樞、李鴻禧等人企圖通過“政治溝通”手段化解黨內外對峙情緒。此一主張被“總統府顧問”、前“監察委員”陶百川得知，他深知此時黨內外溝通有助於彼此理解與政治和諧。陶百川借蔣經國召見之機，麵陳“政治溝通”的必要性及意義。蔣經國對陶百川的建議深表讚同。1986年5月7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就黨內外關係作指示說：中央政策委員會應本著誠心誠意，與社會各方麵人士進行意見溝通，以促進政治和諧與民眾福祉。針對黨外爭民主情況，蔣經國強調，“厲行‘民主憲政’的決心絕不改變，但任何足以破壞團結和諧、危害‘國家’安全以及影響全民利益的行為，不僅是‘法律’之所不許，根本與全體民眾的願望相違背”。
蔣經國上述講話表明國民黨當局對黨外勢力的鎮壓政策已轉變為溝通政策。此後陶百川的主張也獲蔣經國批準，陶邀約胡佛等3人麵商溝通事宜，決定於5月10日當麵溝通。當黨外代表邀請函發出之後，部分黨外激進派人士不讚成溝通。黨外公政會台北分會人士突然宣布正式成立台北分會。此種做法引起台灣情治機構不滿。雖有黨外公政會台北分會的節外生枝，但到5月10日，除黨外黃天福外，原先預定主客均按時到會參加第一次黨內外溝通。國民黨方麵出席會議的是中央政策委員會三位副秘書長梁肅戎、蕭天讚和黃光平。據中介人李鴻禧回顧第一次溝通會議時說：經過你來我往的爭論辯難，到最後，與會人士對共同關切的問題達成三項結論：
(1)參加人士對“中華民國憲法”的實施都具有共識，至於如何積極推動“民主憲政”，仍有待於繼續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