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90年代初國民黨高層爭鬥的7個回合，主要是圍繞著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兩大派之間展開。爭鬥的實質既有權力之爭，又有政策上的某些分歧，正如李煥所說：是當權派與非當權派之爭，雙方都企圖掌握台灣未來的主控權。此一爭鬥將隨著台灣政局的演變而複雜化。
國民黨高層內部為什麼在90年代發生如此激烈的政爭呢?筆者以為：
其一，是國民黨長期內鬥的曆史慣性使然。國民黨內部之爭由來已久，退守台灣之後，又將這一套內鬥權謀策略帶進島內。蔣氏父子時期有官邸派、夫人派、黃埔係、陳誠係、少壯派等派別。，蔣氏父子去世後，本可以改弦更張，社會寄希望於李登輝。但這位後繼人也在國民黨長期內訌的曆史慣性支配下，剛愎自用，自我膨脹，排斥異己，又挑起一波又一波的內訌。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就是在這一狀態下形成的。這一情形又導致了台灣政局處於更激烈的動蕩之中。
其二，政治強人消失後必然引起激烈黨爭。蔣氏父子均是政治強人，他們在台統治時期大權獨攬，事必躬親，同時又：有“戒嚴法”與“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做尚方寶劍，故各種歧見異議，日漸繁雜。蔣經國一死，台灣政局處於權力承接、新老交替的關鍵時刻，島內再也無人可以一手壓住黨、政、軍、特的各種勢力。因此，長期蟄伏的各派政治勢力為其提升在新政權中的地位，爆發了空前的內鬥。這場爭鬥不僅有官邸派與非官邸派，還有台籍與外省籍之爭，後來又形成了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爭。
其三，政治體製轉型加速國民黨高層內爭。隨著台灣的政治轉型，台灣社會呈現出社會思潮空前活躍，反對黨與國民黨竟爭日益激烈，政治運作方式發生變化和國民黨“立法”、決策過程複雜化，以及社會政局動蕩等特點。在此狀態下，許多問題糾結在一起，諸如社會矛盾、省籍矛盾、權力之爭、台灣前途與出路之爭、保守與革新之爭等諸種矛盾錯綜交織，不僅使黨內爭鬥不斷升級，還使台灣政局更呈不穩定狀態。
其四，台籍與大陸籍人士權力分配不平衡。李登輝接掌國民黨中央主席與“總統”大權後，從鞏固其統治和“台人治台”這一戰略考慮出發，在人事安排上極力排斥異己與培植、拉攏親信，使台籍人士在政壇上平步青雲，大陸籍元老被漸次排擠出權力核心，外省籍第二代從政更形困難。這種權力分配上的不平衡必然引發黨內高層之間的爭鬥。
其五，美國介入與幹預台灣事務是國民黨長時間內鬥的一個重要原因。大陸時期美國就長期幹涉中國內政。國民黨退台後，美國出於遠東戰略利益考慮更是抓住台灣不放，千方百計幹預，主控台灣事務。蔣經國病逝後此種現象更為明顯。李登輝之所以能在複雜變幻的殘酷政爭中屢屢告捷，其重要原因就在於美國人對他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人對台灣事務的幹預與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民黨高層權力鬥爭的進程與結局。
上述因素表明國民黨內部高層的爭鬥，是台灣政治轉型期上層權力結構發生嬗變的必然產物。
國民黨高層內爭還在繼續之中，它不僅給國民黨自身造成極大的傷害，而且也將給台灣政局和海峽兩岸關係帶來極其深刻的影響。
首先，這場爭鬥使國民黨中常會功能日漸萎縮。由於李登輝主導“以府領政”，擴大“總統府”決策權，致使國民黨中常會功能日漸萎縮。
其次，進一步導致國民黨組織渙散，離心傾向增強，麵臨分裂危機。隨著台灣政治改革的深入，由於利益不同引發黨內高層政爭激烈，黨內凝聚力逐漸減弱，其趨勢必然導致組織渙散與離心傾向增強。曾任國民黨組工會主任的關中稱：龐大的黨組織已“嚴重績效不彰”，“愈是基層愈是嚴重”，有10萬個黨小組已到名存實亡程度。另據台報載，由於黨內政爭導致“共識”難求，國民黨內出現許多派別，諸如趙少康為首的“新國民黨連線”，以關中為首陣容強大的“民主基金會”，以及“國民黨十三全聯誼會”、“海外興中會”、“立法院超黨派7人小組”等組織。這些組織機構的成員多為大陸籍國民黨新生代人物，他們學曆高，受西方政治思想影響較深，活動能量大，且多以非主流派為後台，與軍方勢力亦有密切關係。主流派中也派中有派。國民黨的分裂危險是存在的。這種狀況正如前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李煥所說：“國民黨目前麵臨著很危險的局麵，再不改革，恐怕連執政的機會都喪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