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樸正熙在70年代又回到專製或“威權主義”的原因，學術界有不同的解釋。一種觀點是，樸正熙在1971年4月的總統選舉中隻以微弱的多數票戰勝新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金大中，感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因此走向專製；第二種解釋是激進依附論者的觀點，主要以日本和韓國的一些激進學者為代表，他們認為樸正熙在1972年走向“威權主義”，是由於對日本的依附，樸政權同日本的跨國公司勾結，出賣民族利益，經濟發展的果實為日本跨國公司所得；為了維持同跨國公司勾結的環境，所以走向“威權主義”；第三種解釋比較普遍，即認為韓國70年代初又重新回到“威權主義”主要是因為當時中美關係改善造成世界格局變化。這也是樸正熙本人的解釋。他在推行“維新體製”時，一再宣揚基辛格訪華、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發表所引起的世界格局的變化，宣揚韓國麵臨朝鮮北方和蘇聯、中國的武力威脅。
70年代初，不僅樸正熙的權力受到威脅，他的經濟政策也受到嚴重的挑戰。樸正熙仿效明治發展模式，雖因經曆了日本46年的殖民統治而有深厚的社會土壤，卻是以“強製”為前提。儒教社會不易容忍貧富差別拉大，因而也不易接受政府扶植私營大企業貧富差距已經擴大到超出人們心理承受力的程度，1970年11月，一個年僅23歲的紡織男工全泰日為了呼籲改善工人生活條件而自焚，這一事件引起大學生和教會的同情。漢城大學的學生立即成立了“人權保護大學生同盟”，從此各大學的學生遊行不斷，他們有組織地進行活動，號召工人起來鬥爭。反對黨新民黨的領袖金大中把“實現全泰日精神”寫進他的競選誓言中。
金大中的政治綱領否定現行經濟體製，提出“大眾經濟”的口號，要“在培養中產階級的基礎上實現分配平等和高生產率”。他的設想實際上是把社會主義製度同資本主義製度嫁接在一起，搞“混合經濟”，走一條折衷道路：
即反對高壓的計劃經濟也反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建立一個大眾經濟秩序。如果需要的話，通過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計劃經濟的方法，來增加生產和充分的雇傭，從而改善人民的生活標準。
金大中提出的混合經濟的道路，缺乏實踐的基礎。他的設想與印度尼赫魯搞的“混合經濟”相似，而印度的經濟發展卻並不成功。但無論如何，金大中的政治綱領反映了社會底層民眾的願望，具有進步性。因此，他得到廣泛的社會支持。1971年4月27日總統選舉，盡管樸正熙動用了行政力量，卻隻獲得全部選票的51.2%，金大中獲43.6%，樸正熙隻領先金大中不到95萬票。
總之，1971年—1972年走向強硬的威權專製，是因為國際格局的變化刺激了潛在的社會反抗力量而使現行秩序受到巨大威脅。“維新體製”的出現並不突然，這同樸正熙單一的經濟目標和走專製的發展道路的一貫思想是一致的。他在1979年出版的《韓國的新生——一種發展模式》一書中，重新敘述了他在1961年已經成熟的思想。他認為，推行“維新體製”不僅是應付國際局勢的需要，也是發展經濟的需要，是“一種發展模式”、“一種富有成效的政治風格。”但是，專製畢竟是不得人心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不僅需要提高物質文明的水平，也需提高包括民主政治參與在內的精神文明水平。在現代化進程中，民主政治的建立同經濟發展一樣重要。樸正熙的“維新體製”雖然鞏固了經濟秩序從而使韓國在70年代獲得更高的增長速度，卻因為打擊了民主運動而積怨甚多。並且，他的專製發展的思想為一批緊密追隨者所信奉。1980年全鬥煥上台，把樸正熙的專製更嚴酷地重演了一遍，進一步推遲了向民主國家過渡的時間。
（尹保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