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月隻準在一張航空信紙上寫一封信。這樣的限製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我多次要求多給一點紙，但均未獲準。最後我隻好練習微型書法藝術了。日本報界形容我的字隻有半粒米大，這一點也不誇張。我學會了在一張航空信紙上塞進14000個字。這要花費我兩天工夫，大約一共12到13個小時。
在接受《火柴盒》采訪時，我告訴瑪西婭·施文，我學會了微型書法藝術，樂意免費教授大赦國際的任何人。1981年1月6日是我的生日，我的兒子們前來探監，他們依照民族傳統，跪在地上給我行禮。我深受感動，做了一首短詩附在給家裏的信中。信通過了第一次審查，卻又被退回，要求我把那首詩從信中刪去。在全鬥煥政權看來，詩是情感的表露，刺激性太強。
另一樂事就是照料花壇。每天午飯後有一小時放風時間，我就用這時間照料花壇。這是一塊不小的地盤，大約4英尺寬100英尺長。我傾注心血，種了大約10種不同的花，有牽牛花，菊花，黃波斯菊，蒲公英等。我甚至和花談話。有一次，一株花長得不很好，我就對它說：“我對你很失望。我給你最好的照料，你卻沒有回報。”此後它就開始好轉。必須剪枝時我就對花株說：“請不要在意，我很抱歉，但這樣做是為你的整體好。”漸漸地，我幹活時站在身邊的看守也開始幫我澆水了。夏天最熱時，我大汗淋漓，仍然去花壇幹活。這是一種超然的體驗，從而使我忘卻所有的痛苦和憂慮。我的心血得到了報答。我的花至少比其他花壇中的花多活一個月。正如一句古老的韓國諺語說，你越熱愛妻子和鮮花，她們就越美麗，我至少證明了其中的半句話是真的。
在獄中我還有一種喜愛的消遣。我養成了一種抓蒼蠅的本領，抓到之後就放到蜘蛛網上去。蜘蛛是不吃死蒼蠅的，所以我必須剛好把蒼蠅打暈，而不能把它打死。此外，把失去知覺的蒼蠅放到蜘蛛網上去時要特別小心，不要把網碰壞了。然後我就站在一個角落，看蜘蛛享用它的獵物。微型書法和打昏蒼蠅是我在監獄中學來的兩項專長。
當局不允許我讀報、看電視或聽收音機。我既不能參加教堂儀式，也不能寫作。我要求至少讓我買咖啡。我迫切需要咖啡，沒有它就緊張不安。最後，這一請求終於得到批準。但是，即使這種事，還是逍到最高當局的批駁，他們這樣做隻是為了使我更加痛苦。
一個月接一個月地與世隔絕，我害怕我會變得完全無知。經過很多的鬥爭，我的家人終於獲準給我講報紙上的消息，反正韓國的報紙已經過嚴格的新聞審查了。
到美國之後，我有機會看了一部關於甘地的影片。我長期以來敬重甘地的人格和非暴力鬥爭。出乎意料之外，我發現和韓國的監獄生活相比，他的獄中經曆就象是在豪華別墅中小住。可悲的是盡管全鬥煥政權自稱為民主政府，對待政治犯遠遠不如殖民當局對待當地的反抗者。
當時，國外組織了大規模的營救我的活動，我卻所知甚少，我的家人無法詳細地告訴我。當家人提到此事時，我以為隻是他們編造的，是為了讓我感到安慰。到了美國後我才發現事情果真如此，才知道大赦國際為了營救我而在世界範圍內盡了多大的努力。然而，我對營救行動知道得越多，就越感到內疚。當我想到所有那些無名政治犯和光州屠殺中的遇害者，就覺得我好象把應該屬於他們的關心和愛護全部竊為己有了。
一件使我至為關心的事是牢房裏缺少書籍。我每天花10多個小時閱讀，但當局隻允許一次保留10本書。這嚴重妨礙我進行任何認真的學習。而且是一種荒唐的限製，無非是為了折磨我。經過多次申訴之後，限製放寬了，我在牢房裏可以同時保留30本書。
但是，歸根結底，監獄裏的樂事並非名符其實。沒有任何東西能解除心裏的壓力，那種從長期單獨囚禁中滋生出來的神經質和遭受極不公正對待的感覺和無法消除的心理壓力導致我左耳耳鳴。因為耳鳴和關節炎，我在獄中感到肉體上十分痛苦。
按法律規定，個人隻要出錢，可以得到充分的醫療照顧，我卻有兩年時間沒得到任何治療。獄中有一名兼職醫生，要給2000多犯人看病。我也沒有多少可能忽然變成孕婦。
無論遭受多少肉體的痛苦，我都堅信站在正義和人民一邊的人會得到幸福。身體也許會衰弱去去，精神卻要更堅強，壓迫者使我們的肉體痛苦，卻不能使我們的意誌消沉因為我們相信曆史的勝利。“登山寶訓”說得好：“為正義受通迫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對大赦國際的建議
大赦國際韓國分部的命運體現著人權在我國的命運，這樣說毫不誇張。1980年5月以前，盡管當局試圖迫害它，腐蝕它，在它內部製造不和，它仍擁有一個全國範圍的網絡，並且有效而勇敢地履行職責。但是，從那以後，大赦國際韓國分部喪失了大部分的活力和作用。對這樣的變化我感到很難過。我希望大赦國際美國分部能直接地，或通過國際秘書處，加強和支持韓國大赦機構獨立性。
第二，我想強調大赦國際為無名政治犯而進行的工作的重要性。接受象我這樣知名的囚徒，非常令人感激，也是必要的。但是，那些若無大赦國際的努力就會無人知曉的人們，卻必須成為你們關切焦點。
第三，大赦國際應積極向世界各地派出視察組，密切監視對政治犯的公正待遇和審判。不論任何時候遭到拒絕，大赦國際都應予以有力回擊，讓國際輿論強迫各國政府接受視察，不接受者就被視為國際上的不法分子。
第四，我認為大赦國際應該關心政治流亡者和尋求政治避難者的困境。大多數流亡者都忍受著孤獨、排斥和困苦。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在謀求庇護時都遭到該國移民當局的刁難。大赦國際美國分部應該把這些人及其留在祖國繼續受到折磨和迫害的親友一並列入關心對象。
最後，我想就大赦國際在美國的工作同美國政策之間的關係講幾句。大赦國際為世界各政治犯人做了卓越的工作。但是，它應該認識到，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囚徒的苦難至少部分是美國政府以反共或以國家安全為名而支持獨裁的態度和政策所造成的。
從根本上講，對政治犯最大的幫助應當是，美國至少對獨裁政權保持中立，並且，隻要有可能，給予人權運動以積極的道義支持。就韓國而言，最近被取締的新民黨前總裁金泳三先生已絕食差不多20多天，現在正處於死亡的邊緣。他要求全鬥煥政府實行民主改革。而美國卻沒有就此事作出任何有意義的反應。在美國的70萬韓裔美國人對華盛頓官場人士如此的冷淡感到失望和氣憤。這和美國對待波蘭的態度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大赦國際對左右兩翼兩種政權的政治壓迫同樣予以批評的政策贏得了國際上很大的尊敬。我希望你們大赦國際美國分部的成員作為公民個人能向政府進言，說明這樣的政策能增加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的信譽，這和美國所簽訂的各項國際協定是一致的。
最後，我謹向各位表達我的尊重、愛心和感激。我保證在我的餘生中和大赦國際通力合作。
（1983年6月10日在亞特蘭大舉行的大赦國際美國分會大會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