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佐夫，1850年生於巴爾幹山南麓的索波特城（現名伐佐夫格勒）。童年時在本地學校上學。15歲去普羅夫迪夫中學求學，從小愛好文學與詩歌。早期的詩作深受當時流行的感傷主義的影響。他曾在羅馬尼亞經商的伯父處當學徒。
伐佐夫常和僑民中的革命者來往，深受波特夫的影響。充滿革命激情的《鬆樹》（1872）一詩，為他贏得了聲譽。後來，伐佐夫加入卡勃列什科夫領導的索波特秘密革命委員會，從事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其間發表的《帕納久裏什合起義者》一詩號召人民起來鬥爭，為1876年四月起義起了積極推動作用。四月起義失敗後，他流亡羅馬尼亞，在布加勒斯特繼續寫詩，體現了人民“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並揭露異族統治者對起義鎮壓的殘酷性，反映了人民的苦難。詩集《旗與琴》（1876）和《保加利亞的悲哀》（1877）是突出的代表作。這兩部詩集與《拯救》（1878）組成了描寫四月起義的三部曲，推動了保加利亞進步詩歌的發展。
1878年保加利亞獲得獨立，伐佐夫回國任貝爾科維察地方法庭庭長。這期間成就了中篇小說《米特羅凡和陶爾米道爾斯基》（1882），描寫諢名叫“小豬”的法官和綽號叫“狗頭”的律師兩個朋友之間的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醜態，對外省上流社會生活的庸俗和無聊進行了深刻地嘲諷。
1880年，伐佐夫移居普羅夫迪夫，組織名為“科學”的文學團體，創辦同名雜誌；後又主編《曙光》雜誌和《人民之聲》報，出版了詩集《琴》（1881）、《田野和森林》（1884）、《意大利》（1884），中篇小說《流亡者》（1883～1884）、《叔叔伯伯們》（1885）。他還創作了塑造了一係列民族英雄形象的組詩《被遺忘者的史詩》，它標誌著伐佐夫愛國主義詩歌的高峰。此外，他創作的《石丘》、《紮果爾卡》（1883）等8部長詩則取材於民族解放鬥爭。
1887年，保加利亞建立了斯坦姆波洛夫資產階級獨裁政權，伐佐夫被迫流亡敖德薩，這期間他寫了著名的長篇小說《軛下》（1894）。小說描寫了在土耳其囚禁了8年的職業革命者伊萬·克拉利奇，逃回祖國，化名鮑伊喬·奧格涅諾夫，以教師職業為掩護，在白拉切爾克瓦城開展革命活動，發動武裝起義，最後壯烈犧牲。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以奧格涅諾夫為中心的革命者的群像，表現了革命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寧死不屈的英雄氣概。人物個性鮮明，語言生動優美，是這部作品藝術上的突出特點。
1889年，伐佐夫再次回國，擔任過議員和教育部長，同時發表了大量作品，如《中短篇小說集》（3卷，1891～1893）；短篇小說集《痕與斑》（2卷，1893～1895）、《見聞錄》（1901）、《花花世界》（1902）；諷刺喜劇《升官圖》（1903）；詩集《流浪歌》（1899）、《在我國的天空下》（1900）等。這些作品內容貼近於現實生活，揭露資產階級的腐朽與墮落，政府的黑暗統治。廣泛地描寫了農民、小職員的坎坷生活與悲慘命運。在此期間，長篇小說《新的大地》（1896）和《卡紮拉爾的女皇》（1903），揭露和批判了資產階級家庭關係和當時人們空虛偽善的生活。然而，伐佐夫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錯誤地幻想通過文化教育或階級調和使對立階級之間的矛盾解除，也降低了作品的價值，從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價值。
巴爾幹戰爭爆發前，伐佐夫對資本主義製度感到失望，但又找不到了改變現實的正確道路處在矛盾與迷茫之中。這期間，他寫了長篇小說《斯維托斯拉夫·傑爾傑爾》（1907），中篇小說《伊萬·亞曆山大》（1907），劇本《鮑裏斯拉夫》（1909）、《走向深淵》（1910）、《伊瓦伊洛》（1913）等。這些作品反映了中世紀後保加利亞的曆史情況，具有愛國主義內容，但也有美化資產階級統治集團之處。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突出的詩集有《勝利的雷聲》和《新的反響》。
伐佐夫認為作家應該是“時代和人民的兒子”，主張文學真實地描寫生活，反映人民的願望和要求。他的許多優秀作品，再現了19世紀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末保加利亞人民的生活和鬥爭，他被認為是保加利亞現實主義文學優秀的代表。高爾基稱他是“為多災多難的保加利亞的自由和複興而鬥爭的詩人和戰士”。
我國在30年就開始出版伐佐夫的作品。魯迅曾翻譯了他的短篇小說《戰爭中的威爾珂》和《村婦》，並稱讚他“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舊文學軌道的破壞者，更是體裁家”。《軛下》、《米特羅凡和陶爾米道爾斯基》和許多短篇小說在後來也被陸續翻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