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實上，台灣每年出生的人數都超過40萬人，隨著人口快速增長，國民黨政府在教育、衛生、糧食各方麵的支出也快速增加，形成不小的壓力。
對於那個時期台灣人口每年以3％的速度增長，“中研院”院士胡勝正指出，人口過多是危機也是轉機，當時台灣有近1/2勞動人口從事農業相關行業，但由於人口增長仍舊高於食物成長，農複會主委蔣夢麟甘冒大不韙，倡議節育。胡勝正說：“‘國父遺教’認為人口必須增長，講節育是違反了民族主義的，但是蔣夢麟等人持續倡議，最後國民黨政府實施家庭計劃，透過衛生推行避孕，發放《幸福家庭手冊》，台灣人口增長率才開始下降。”
在這個階段中，最關鍵性的成就是，蔣夢麟與許世巨麵見省主席周至柔，舉行過非正式會談，說服他以“孕前衛生教育”名義推動節育，“因為每年約40萬名嬰兒出生，在首批加入軍隊之前的二十年內，將大量消耗我們用作工業建設的有限資源，何況到那時候人口勢必倍增，社會問題，特別是失業的情形將難以克服。此乃親痛仇快之事”。
換言之，節育才可真正達到“富台強兵”的目的。周至柔的發言乃從1958年的“限製生育問題，省政府決不予考慮”，轉變為1959年的“人口增加的壓力，在在嚴重威脅我們建設所得的成果”。爾後台灣省衛生處將節育工作納入“婦幼衛生”範圍內，指定台灣省婦幼衛生研究所負責承辦，家庭計劃因此得以在台灣行政主管部門的默許下，進入實驗期。
雖然有了進展，但是不能保證行得通，高層的態度還在猶疑之間。
5蔣介石的態度
坦白地說，蔣氏父子與毛澤東其實都不怎麼懂經濟，更不懂人口學。毛澤東與馬寅初（曾任北大校長）關於人口的辯論是一例。毛澤東說“人多好辦事”，又說“人是最可寶貴的”，反駁馬寅初的人口控製主張。
原來蔣介石骨子裏也是反節育的，我們從他的談話中可見端倪。
蔣介石於1953年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這使得三民主義的人口理論體係更加完整，也成為更加權威的看法。
蔣對人口問題的立論及擬議，雖說是有目標、有計劃與有步驟的，但解決人口問題的最終目標竟是要“重建中國社會為自由安全的社會，來做這獨立民主的台灣的基礎。據此進而從小康社會的階段，達到大同世界的理想境地”。要達到這個目標，他根據孫中山的推理，指出中國的工業必須發達，農業也要機械化，中國社會必須從農業社會演變為工業社會。
這兩種社會中的人口問題迥然不同，應剖解其原因，提出周詳的解決方案。
蔣說：“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時期，人口是向城市集中的。工業愈益發達，人口也愈益集中城市。在人口城市化的趨勢裏，顯明的趨勢是大家族分化為小家庭，早婚改變為晚婚，離婚率高，而生育率低。鄉村人口的生育率高，城市人口的生育率低，並且教育程度愈高的人，其生育率便愈低。由此可見生育率並不隨工業化的進步來增加，反而有減低的趨勢。”
這話不假，但隨後他又說：“一個小家庭是一個單純的消費單位，多生一個兒女就是多加一個負擔。在多受一點教育的社會層裏，遲婚節育更見流行。生育率也就為之降低了。所以在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中，生育率降低乃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教育問題。”
蔣對人口政策完全外行，他根本不清楚落後的農業社會到達先進的工業社會，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國台灣地區當時人均所得不到300美元，離上萬美元的發達國家不知有多遠，憑什麼擔心人口減少？
他主張采取下列的人口政策也不切實際，純屬空中樓閣：依實業計劃之精神，使台灣經濟平均發展，人口均衡分布；工業礦業及漁牧事業，依各地資源分布的實況，使其發展；各地人口之分布應使其適於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城市與鄉村均衡發展，要做到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每一家庭都得到充分的空間和健康的環境。
蔣介石除了對人口數量及分布無知之外，特別是要大家重視人口質量的提高，更是陳義過高，不切實際。蔣說：“人口問題不但是量的增加，並且要質的提高。要從營養、衛生和教育中提高人口的質量，因為我們知道健全的人口，才是偉大的力量。”此一指示成為後來台灣研究和製定人口政策的指導方針，不利於台灣的人口政策，因為他對人口計劃綱領的意見，已表明人口多並不是問題，蔣介石雖然也強調人口質量，卻是質、量並重，明確指示如何才能避免生育率下跌，官方基本上還是站在蔣介石強調“民族繁衍”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