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公雖為舉人,然卻有進士之才。按慣例,於公隻是個明朝舉人,根本不可能在清朝擔任兩江總督那樣的封疆大吏,且不說他還是一個漢人。這樣的例子在清王朝曆史上並不多見,於成龍可說是開了先河,可見康熙皇帝是怎樣一個君主。康熙皇帝知人善用,且不論對方是何出身,是何身份,他完全不受其祖宗約法所牽製,繼往開來,成就千古一帝,開創“康乾盛世”。這些都和君臣同心同德是密不可分的,康熙一朝,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出現廉吏最多的時期,這顯然跟康熙皇帝的整頓吏治有關。
於成龍不僅是位清官,而且他還是位多才多藝的才子,工書法,擅長詩詞寫作,且功力嫻熟,如數十年苦練一般。於公一生著作頗豐,就連在出仕的這二十多年間,他的文藝創作也一直沒有間斷過,依然一如既往的在閑暇之餘揮灑筆墨,表達自己的思想。於成龍一生的著作,主要由其門生搜集整理,再由其孫於準編輯成書《於山奏牘》七卷附錄一卷、《於清端政書》八卷傳世,此外,於公在就任兩江總督兩年時間裏,還曾組織當地一些文學泰鬥,編輯完成他的《畿輔通誌》四十六卷、《江南通誌》五十四卷,這些著作都對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不僅如此,於公曾經還奉清朝廷命,組織編纂了《畿輔通誌》《江南通誌》和《江西通誌》等地方誌書,為後世研究地方曆史提供了資料,對此,於成龍功不可沒。
於公不僅在官場上鐵麵無私、剛正不阿、廉潔奉公,在文藝創作上也是一樣,無論是他的書法,還是詩詞,都看不到半點獻媚之意。不光在現實當中,他不會阿諛奉承、諂媚討好,在他的書法和詩詞作品當中也是一樣,他的書法剛勁有力、下筆如刀,揮筆如行雲流水一般,看不到一絲大意。他的詩詞作品,無不透露七尺男兒的錚錚鐵骨,且飽含深意,很是貼切現實,以至於後來組織編纂《四庫全書》的乾隆朝大學士紀曉嵐,還曾這樣評價過於公:“國朝於成龍撰,前七卷皆曆官案牘奏疏,末一卷為詩文。詩文皆不擅長,可雲疣贅,餘皆有用之言也。”紀昀也是位正直的謙謙君子,他說的話從未有過半句虛言。並且在《四庫全書》裏,還收藏了於成龍的兩部文集。
於成龍的門生,後來出任嶽麓書院山長的李中素,在整理於成龍的遺稿期間,對他的作品評價相當高,原話是這樣的:為人臣而知讀是書,其常也必廉,其變也必勇;為人子而知讀是書,其養也必力,其哀也必毀。以此治兵,必無覆敗之虞;以此臨民,必免貪戾之禍。以之為國,則達經權;以之居家,則敦孝悌。主編《清史稿》的史官,對於成龍的評價是:“於成龍秉剛正之性,苦節自厲,始終不渝,所至民懷其德。彭鵬拒偽命,立身不苟,在官亦以正直稱。陳瑸起自海濱,一介不取,行能踐言。陳鵬年、施世綸明愛人,不畏強禦。之五人者,皆自牧令起,以清節聞於時。成龍、世綸名尤盛,閭巷誦其績,久而弗渝。康熙間吏治清明,廉吏接踵起,聖祖所以保全諸臣,其效大矣。”史官是將於成龍和當時康熙朝的另外幾位清官並列起來寫的評價。
我作為本書作者之所以將本書書名命為《大清第一廉吏於成龍傳》,而不是“天下第一廉吏”,如果是這樣,那麼給於成龍的帽子實在是太高了,要知道這世界上當真沒有天下第一,說到底,於成龍他再怎麼清廉,也隻是相對清廉,也無絕對清廉。康熙皇帝之所以將於成龍讚譽為“天下廉吏第一”,畢竟我也不是生活在那一時代,於成龍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無從考察,隻能從簡短的曆史史料上進行主觀判斷。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康熙皇帝之所以稱讚於公為“天下廉吏第一”,原因之一,大概是出於政治需要,他要將於公推崇為官吏的楷模,讓天下官員都效仿於公,以此才能說服天下官吏從清廉做起。而且做了清官是有好報的,是能夠得到回報的,這大概也是於公最後能當上封疆大吏的原因之一吧。
若好人無好報,清官難以得到升遷,想必也就沒有多少官員願意當清官。所以,康熙皇帝給於公不斷升官,不僅僅是因為他清廉,康熙這樣做,也是為了給天下人看。但是,於公清廉是事實,清廉奉公是他出仕這二十多年的原則。我們都知道,這人無極好,亦無極壞;這官員也是一樣,贓官沒有最髒,清官也沒有最清;其結論還是隻有相對的清官而無絕對,但是於公這個相對的清官,已經有了相當的境界、相當的成績,相當的名聲,這就算對得起百姓了。這也是我本書開端要用“千古一吏”來進行詮釋和褒獎於公的原因。當然,這個“千古一吏”並不是我在肆意推崇於公,而是針對曆史事實來對他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