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爾伯格與伊斯特伍德有長達35年的友誼，其間也有過多次合作。“我信任克林特是因為他不僅有執導戰爭片的經驗，而且有一個穩固的合作班底，”斯皮爾伯格說，“更重要的是，他與保羅·哈吉斯形成了一個黃金搭檔，他們有能力把這本書搬上銀幕。”
可是，開始時隋況並不樂觀。“保羅差點拒絕了我，”伊斯特伍德說，“當時他正忙於執導他的第一部電影《撞車》，而且他擔心這會是一部很傳統的戰爭片。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在電話裏告訴我，‘我想我已經找到辦法了。我們必須拋開常規的敘述方法，以兒子的視角切入，我們的故事就從他在父親死後調查父親在硫磺島的經曆開始。”
哈吉斯的劇本是三個時空的不斷轉換中展開的。一個是地獄般的硫磺島戰場，那裏有看不見的敵人和來自每個幸存者腦海中的殘酷景象；一個是英雄們的巡回之旅，鬧劇式的場麵交織著內心的折磨；第三個則是現在時，隨著詹姆斯·布拉德利調查的深入，曆史與現實產生了激烈的碰撞。
夢工場與華納兄弟公司共計為該片投入了9000萬美元，這是迄今為止伊斯特伍德所執導的規模最大的電影。考慮到當年參加戰役的都是平均年齡隻有19歲的年輕士兵，他決定在演員中大量起用新人，其中也包括了他與傑奎琳·裏維斯的兒子斯科特·裏維斯，如今他已經年滿20歲。
起初，日本方麵表現得非常積極，力邀伊斯特伍德前往硫磺島實地拍攝。“但是，當我們登上這座島時，對方的態度卻發生了變化，”伊斯特伍德回憶說，“我知道這裏是日本人的一塊傷心地，這裏埋葬了太多的亡靈，他們並非真心希望我們在此重現當年的戰爭景象。”
幸好這時冰島國家電影委員會發出了邀請，他們那裏有著同樣的火山地貌、同樣的鋪滿黑色火山岩砂的海灘和同樣的荒涼景色。“我們需要做的隻是另找一座用來插國旗的摺缽山，”置景師亨利·鮑姆斯特德說，“這對我們來說不是一件難事。”
即使與年輕演員合作，伊斯特伍德也很少在現場說戲。“有幾場爆炸的戲，開拍之前我並沒有讓他們排練，隻是提醒他們要注意安全，”他說，“結果，有一個人跑過來對我說，‘我不知道一顆炸彈會在離我這麼近的地方爆炸。’他的樣子顯然是被嚇壞了，於是我告訴他，‘你的反應正是我想要的。在真正的戰鬥中，你不知道炸彈會落在哪兒。”
瑞恩·菲利普在片中飾演衛生兵約翰·布拉德利，令他驚訝的是，就連插國旗如此重要的一場戲也是在未經任何排練的情況下拍攝的。“不過，我們事先已經看過無數遍那張著名的照片，對我們每個人的位置和動作都已了然於心，”他說，“當我們隻用一次就拍完這場戲時，克林特走上前來對我們說，‘我為你們感到驕傲。你們簡直太酷了。”
早在為《父親的旗幟》做案頭準備時，伊斯特伍德就對硫磺島日本守軍的指揮官栗林忠道中將產生了興趣。“我好奇是誰在背後指揮這場防禦戰，他用了一種十分聰明的方式在整個島上修築坑道，把守軍完全置於地下，這在當時的防禦戰中是很少見的，”他說，“於是我請人在日本買了一本栗林將軍的書，裏麵收錄的是他寫給妻子、女兒和兒子的信，看得出他是個十分慈愛的父親，像常人一樣愛他的家庭、他的孩子。”
“贏家書寫曆史。”——這是好萊塢不可動搖的一條法則，而現在伊斯特伍德卻產生了一個瘋狂的念頭：他要在拍攝《父親的旗幟》的同時籌拍另一部電影，一部從日本人的角度表現硫磺島戰役的電影，而且全部使用日本演員和日語對白。
當伊斯特伍德把他的這個念頭告訴製片人斯皮爾伯格時，後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能讓這樣一部電影符合好萊塢，或者說是符合美國人的價值觀。對此，伊斯特伍德早有準備，因為他在研究中發現，栗林忠道20年代末曾在哈佛大學念過書，並在此期間周遊了美國，早在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前，他就預言日本不可能戰勝在工業上遙遙領先的美國，而這種理念實際上貫穿於他的戰略思想始終。“況且，我們並非要拍一部有曆史厚重感的電影，”他說，“從人的角度而言，在硫磺島上作戰雙方的士兵是沒有什麼區別的，他們都渴望著能活著回家。”
在動身前往冰島拍攝《父親的旗幟》之前，伊斯特伍德便委托保羅·哈吉斯替他找一名新人著手創作《紅日黑沙》的劇本，這是因為他手上已經沒有太多的經費請一位知名的編劇。哈吉斯於是推薦了他的助手、日裔美國人山下順，她此前寫過幾個劇本，但均未被采用。在閱讀了大量資料之後，山下順建議把整個故事架構在清掃戰場時發現的一封未寄出的家書上，通過一名普通日本士兵的眼睛來透視這場注定要以失敗告終的硫磺島保衛戰。伊斯特伍德接受了這個建議，並將片名改為《硫磺島家書》。
《父親的旗幟》隻用了55天便完成拍攝，不僅比預期少用了一半的時間，成本也幾乎節約了一半，這給了伊斯特伍德充足的理由向投資方提出在2006年4月開拍《硫磺島家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