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讀物出版活動的回憶
1951年5月，我離開了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來到了北京，分配在青年團中央出版委員會工作。出版委員會是青年出版社的領導機關。出版社那時沒有編輯部，我們出版委員會編審部便成了青年出版社的編輯部。1952年，根據當時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同誌的建議，青年出版社與開明書店合並，組成了中國青年出版社。
三十年來，我除了在“四人幫”橫行時期被直到幹校，挑了幾年大糞和趕了幾年大車以外，幾乎一直在中青社工作。我們中青社不但出版了所謂五大文學名著——《紅旗譜》、《紅日》、《紅岩》、《創業史》和《李自成》以及其它一些膾炙人口的文學讀物，而且出版了許多影響了一代青年的中外作品。我親身經曆了中青社編輯室篳路藍縷、艱苦創業的全過程。現在摘其要者勾畫出來，看看解放初期那一代的編輯如何用他們的心血哺育一代讀者，看看編輯們的情操和獻身精神。他們當時的忘我精神，如今想來，與那個時代相比，還覺得毫無愧色。他們無負於時代，無負於時代給予他們的任務。編輯們都是些無名英雄，我卻要替他們畫幾張速寫。
主任的一聲長歎
我剛到出版委員會時，與兒童文學作家賀宜、仇重、嚴大椿在一起，編少年兒童讀物，先後出版了秦兆陽的《小燕子萬裏飛行記》、馮雪峰的《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魏巍的《誌願軍叔叔和朝鮮小姑娘》、張天翼的《羅文應的故事》以及蘇聯瑞特柯夫的《我看見了什麼》等，工作差強人意。我參加工作不久，偶然碰見了一件事，這個場麵我將要記一輩子——它促我奮進，使我時刻不敢忘記一個編輯的責任。我暗暗發誓，隻要我當編輯，我一定不再讓總編輯說這樣的話，再發出這樣的一聲長歎！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青年出版社早期自己沒有編輯部，也不知道委托誰編輯了一套《青年文藝叢書》。解放初期，不是發動了一場規模很大的批判運動，拿蕭也牧開刀麼？也牧的作品，還有其他兩個作家的作品，都收進了《青年文藝叢書》，接二連三被《人民是報》點名批判了，而且調門很高。風聲緊，來勢猛，青年出版社在社會上的名聲弄得很狼狽，有點吃不消了。正在這個節骨眼上，某作家來信，要收回版權，他的作品不讓“青年”印行了。那天，我正好到秘書科，看見一位幹事把那封作家來信，交給出版委員會主任李庚，請示如何處理。李庚看了信，黑著臉，半天沒有說話。後來，終於輕輕把信放到桌上，長長地歎了一口氣說：“他要把稿子抽走，就讓他抽走吧，誰叫我們沒有做好工作呢……”主任李庚當時所說的那個“吧”字和“呢”字，以及他長長歎息的那種口氣，這些年來，一直存留在我的記憶裏。它在某種程度上促使我們臥薪嚐膽，促使我們拚命地努！
從挫折中站立起來
1952年，團中央出版委員會的建製取消，原出版委員會的主任李庚同誌，改任青年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編輯。李庚不是一個經不起挫折的人。他一點也不氣餒，而是更加兢兢業業，發憤圖強。青年出版社不是因為出文藝書吃了苦頭麼？在哪裏摔跟鬥就要在那裏站起來，李庚決定親自抓文藝書籍的編輯出版工作。
原來的出版委員會編審部下設兩個科——青年讀物科和少年兒童讀物科。青年讀物既要搞團的文件、思想修養、馬列主義基礎讀物，又要搞一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卻沒有人專管文藝。李庚和當時青年讀物科科長，後來的文學編輯室主任江曉天既決意要搞文藝，就進行了一係列的部署。
要真正搞一點事業，沒有得心應手、學有專長的幹部是不行的，在當時的團中央領導支持下，陸陸續續從人民大學及有關單位，調來了俄文翻譯陳斯庸、吳德明、韋鍾秀、淩芝；從華僑事務委員會調來了剛從印度回來的愛國華僑、英文翻譯嚴紹端和施竹筠；從團中央國際聯絡部調來了法文翻譯、震旦大學畢業生李震羽，英文翻譯、中山大學畢業生劉坤尊；從華東青年出版社調來了張羽，從山東調來了陶國鑒；從總政文化部調來了陳碧芳；從開明書店調來了周振甫和莊似旭；從高中畢業生中要來了王扶，連我也從少年讀物科調到青年科。這還不算，李庚同誌竟不顧當時的用人習慣和個人得失，在事業心的驅使下，作出了大膽的決策：把被批得體無完膚的作家蕭也牧從團中央宣傳部調到文學編輯室來。當然，還調了若幹位現在還留在社裏的同誌。有道是各路人馬會燕京，重打鑼鼓另開張。一陣急急風過去之後，一場有聲有色的話劇就演將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