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停止工作多年的中國攝影家協會重新得以恢複，呂厚民被調到籌備小組擔任領導成員。當時的攝影界同文藝界的其他行業一樣，百廢待興，一切需要從頭開始。為了重振中國攝影事業，呂厚民再次暫時放下了手裏的照相機，全身心地投入到協會的工作中。
呂厚民辦事認真、嚴謹、快捷、利索，一切與“精幹”的美稱極相符合。在文藝界的朋友中，凡是與呂厚民打過交道的人差不多對他都有相同的體會：謙虛、謹慎，有求必應；說話慢條斯理，無論做什麼都不聲不響，從來沒見他發過火。尤其他樸實平易的作風，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外地同誌來京辦事如果在樓道裏碰上他問路，他會熱情地將人家送到要找的房間；有的外地同誌要打長途電話或在北京打電話找人，到他的辦公室借用電話，他會熱情地幫助人家查電話號碼，或直接幫著人家撥號。
在呂厚民與攝影界同仁的努力下，中國攝影家協會的工作在短短幾年內便走上了正軌，且越來越紅紅火火有聲有色。協會自己翻建了兩幢白色辦公樓，成為全國攝影愛好者的“家”。許多優秀的攝影人才在協會的幫助下脫穎而出，在國際、國內各種攝影比賽中頻頻獲獎。呂厚民率領中國攝影家協會代表團訪問了比利時，尼日爾、塞內加爾、幾內亞、阿爾及利亞等國家。他個人還應邀出訪了美國、法國、日本、古巴、朝鮮、緬甸等國家和港澳地區。
從中國攝影家協會副秘書長，一直幹到中國攝影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由於工作繁忙。呂厚民從事攝影藝術創作的時間大大減少，但他依然抓緊每一次出差出訪的機會，拍攝了大量作品。有的作品還多次被送到國外展出並獲獎。隨著知名度的不斷擴大，呂厚民成為記者眼中頗具價值的采訪對象，有關他的報道文章陸續刊登在香港《大公報》、《中華英才畫報》，《中國文化報》、《新聞出版報》等中央及省市的報刊上，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欄目，北京電視台以及日本電視台還拍攝了他的專題片，介紹他從事攝影藝術的經曆及作品。而年輕的記者們則常問他：“您是怎樣理解攝影藝術的？”他的回答是：攝影裏有一種音樂，生命，萬物山川化成了無聲的旋律無字的歌；攝影是詩，優美，含蓄、熱烈，留給人悠長的回味；攝影是永恒，所有這一切在鏡頭前都濃縮成了凝固的曆史；優秀的攝影作品常常會使人為之醉，為之思，為之笑，為之泣。年輕的記者們又問：“攝影家需要的是一雙什麼樣的眼睛？”呂厚民再答：“攝影家需要的是一雙敏銳的、具有穿透力的眼睛。需要一種積澱，一種生活和藝術的積澱。”
李：攝影無疑是一門藝術，但給領袖人物拍照，我認為是一門比一般攝影藝術更有難度的藝術。不知這個問題您是怎麼處理的？您自己是否感覺拍“領袖照”已進入一種高深的境界？
呂：契訶夫曾經以天才的純樸說過一句話：如果你希望一幅油畫提供一幅景色，那麼你首先應當把你自己置身於這幅景色當中。
李：達到這一步，您是不知不覺進入的，還是受到了某種啟示？
呂：生活中許多意味深長的事件和場麵僅僅發生在一瞬間，因此，有人把攝影藝術稱為“瞬間的藝術”。能否敏銳、及時地捕捉住這關鍵的一瞬，衡量著攝影家的一種千錘百煉、苦苦鑽研之後自然形成的藝術感覺，因而也決定著一個攝影家藝術上的成敗。
李：從您第一次走進中南海，距今已經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回顧自己的生命曆程，您感觸最深的是什麼？受益最深的又是什麼？
呂：我非常感謝命運之神對我的惠顧，使我有機會走近偉人，從偉人毛澤東身上學習到一些做人的道理，這對我的影響是終身的。在我七十餘年的生命曆程中，一直伴隨在我身邊，影響甚至決定了我終生為之奮鬥事業的，就是照相機了。我以前沒有想到過，這小小的照相機會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以至於我這幾十年的喜怒哀樂、順利挫折都同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透過鏡頭，我記錄下無數珍貴的曆史鏡頭，描繪出多姿多彩的現實生活，這一切，帶給過我巨大的幸福和歡樂，也曾把我拋進迷惘和痛苦的穀底。值得欣慰的是，直到今天，我所鍾愛的照相機依然伴隨著我，在注視並記錄這個多彩多變的世界的同時，也豐富著我的人生，我的生命。
李：大家都知道，領袖是公眾形象，要拍好他們的照片並不容易。您在拍攝領袖人物的照片時，有沒有借鑒過世界上其他攝影大師的手法？如果有，是怎麼借鑒的？
呂：我也是邊學習邊工作，看一些其他國家領導人物的照片，是必然的。不過，優秀藝術大師的作品，你可以把其作為拐杖夾拄，但最終是要靠自己的雙腳去走的。在拍攝領袖人物的題材中，我要用自己的感受構成一個獨特的藝術世界，我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既真實，又自然。這種想法使我追求的藝術目標日漸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