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蔣方良終究是俄羅斯血統，文化、生活上的差異，加上嫁到中國這樣特殊的政治家庭，難免產生各種各樣的苦衷和煩惱。
和蔣介石夫婦不同，蔣經國夫婦就很難有那麼多夫唱婦隨的和諧場麵。據傳說，有人認為蔣方娘是因為生活寂寞、苦悶，還染了酗酒的惡習。
剛到台灣的那段歲月，台灣不準進口俄國酒，有人為討好蔣經國，就想辦法從香港弄來一些伏特加，送給蔣方良。那時，蔣經國家裏藏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夫妻倆興致高的時候，會斟酒對酌，蔣方良的酒量不輸蔣經國，可謂酒中豪傑。
由於在家裏宋美齡喜講英語，再有為了同美國搞好關係，蔣經國在英文方麵下了不少功夫，也為蔣方良請了一位美國駐台“大使館”某參事的太太，到家裏輔導她英文。後來又請了一位英國人教他們英文，功夫不負苦心人，蔣經國夫婦後來的英文都很好。蔣方良後來竟也喜歡上了中國的京劇，可見其適應中國文化之快。
與宋美齡不同，蔣方良是絕對不插手丈夫的政務的。蔣經國對夫人幹政深惡痛絕，在他的七海官邸，還是“男主外，女主內”，太太對先生在外麵的情況一無所知。
蔣方良是一位以丈夫為重的傳統婦女，蔣經國不喜歡她經常外出，或者到別人家串門，時間長了，難免與外界封閉，逐漸走上了自我禁錮的道路。蔣經國沒做“總統”時，她還會到外麵買東西、逛街、看電影，後來，蔣經國做了“總統”，家搬到七海，遠離市區，她便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樣上街閑逛。
長期的足不出戶、自我封閉，身心難免造成一些病症。病發的先兆是，她不和任何人說話，和蔣經國一天講的話不超過10句，總是一個人靜坐一旁發呆。日子長了，人們發現她出現了怪異的舉止，才知道情況不妙。
蔣方良發病時，在官邸內翻箱倒櫃，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金銀首飾、衣服用品，搬得樓上樓下到處都是，而這個時候，再勸她出門散心已經為時已晚了。
由於不像宋美齡慣於出入各種政治場所，隻要蔣方良有出席公眾場合的情況，頭一天晚上她肯定徹夜難眠。第二天一大早，必然最早起床，穿著去赴約的正式服裝，端坐在客廳沙發上靜候。在隨從的眼中，她絕對不像是“第一夫人”，倒是一個神經緊張的家庭主婦。
嫁到蔣家就要奉行蔣家的規矩。蔣方良在生活中遵守浙江的傳統風俗習慣，並用它教育孩子，逢年過節，帶著孩子拜祖先，燒香、磕頭，樣樣都學會。她還穿旗袍，講寧波話，一心一意地做蔣家的賢妻良母。
1988年1月13日晚，蔣經國溘然長逝，長子蔣孝文、次子蔣孝武也相繼去世。親生女兒蔣孝章長期旅居美國，惟一的兒子蔣孝勇一家，也遷居美國、加拿大，後染病而亡，獨留蔣方良孤守偌大的官邸，她的際遇更受人們注目。
“我很滿意現在的生活。”蔣方良對關心她的人說。
事實上，滿足現狀，無所欲求，一直是蔣方良謹守的人生哲學。她平素視台北為第三故鄉，默默地以坦然的心境對不幸和哀傷。
有一次，蔣方良向一位甚為親近的友人表示，要將自己的存款分為10份，分給兒子媳婦和孫兒女。在她的計算中，孝文的妻子徐乃錦、女兒友梅；孝武的太太蔡惠媚、子女友鬆、友蘭；以及三子孝勇、孝勇的妻子與3個兒子，兩代共10人，承繼她的積蓄。蔣方良的每筆金錢支出，都精打細算，好不容易積存的一筆不多的存款，還要留給子孫，看來，她在世上為自己著想的事情實在沒有什麼了。
由於蔣方良的俄籍背景，社會上許多人士公開建議當局，應當允許她回俄羅斯安度餘年，而她則表示俄羅斯畢竟已人事全非，不能算是家園了，台北才是她的家。
蔣經國和蔣緯國之間，宋美齡還是比較喜歡蔣緯國。1940年，蔣緯國從美國受訓回國，人西北軍胡宗南麾下，擔任步二營少尉排長，開始往返於重慶、潼關之間。此時，他與西北豪富、紡織界大亨石風翔三女石靜宜結為連理。抗戰結束前夕，蔣緯國調任青年軍六一六團步兵二營營長。抗戰勝利後，在蔣介石、何應欽等的提攜下，以30歲出頭年紀，出任少將裝甲兵副司令兼參謀長，直到去台灣。